别忘了

　　(许彤)

　　首届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第三届浙江飘萍奖获得者衢州日报社编委、高级编辑、一级作家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是啊，我们是应该常常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去哪里，怎样去？说到我自己，从故纸堆到新闻圈，至今已经23年了。

　　支撑新闻根基的是职业精神，当记者首先要有职业精神。穆青先生对记者职业精神有过6句话——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忠贞不渝，对人民利益的满腔热情，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对大是大非的仗义执言，对新闻报道的求真务实，对职业行为的严格自律。

　　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从事新闻工作也有多种选择，有人将它作为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也有人将其作为升官发财的坦途捷径……而我的体会是，要把新闻当做终生的事业，把敬业作为一生的动力。这个理念始终激励着我努力前行。

　　1987年炎夏，当我离开杭州大学校园时，万万没有料到，从此会走入与古典文献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圈。时至今日，我庆幸新闻工作已成为我最热爱的职业。

　　我成长在校园，父母都是衢州二中的优秀教师。教师子女毫无社会阅历，从事的又是相对陌生的新闻工作。我至今仍记得初为记者的尴尬：为寻找一家采访单位，竟花去一上午时间；参加了一个会议，回来却无从下手，不知所措，总编急得在一边大吼……我现在乐意传帮带，就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个过程。

　　结婚一年半以后，我有了可爱的儿子，家事自然更繁杂了。儿子2岁时跌跌撞撞刚会走路，就被我扔进托儿所。他在教室里扶着墙壁无助地哭，我贴着门缝无奈地流泪。那情景，至今难忘！

　　2000年6月9日，对我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五。我的丈夫在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去世。在遭受家庭巨大变故之际，我最终挺直腰杆，选择了坚强。可以说，十年来是一颗敬业的心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的最低谷，让我重建自信。干新闻不容易，女性从事新闻工作就更不易。但我无悔于我的选择，我愿意终身承受这份艰苦、辛劳和光荣。

　　既然我们选择了新闻事业，就要为之努力。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不断超越。

　　23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有21年跋涉和坚守在专副刊。有人把专副刊比做报纸的“后花园”，相对来说显得寂寞清苦。而在我看来，专副刊是一座“富矿”，多年的磨炼，我完成了从大学生到新闻记者的转型，练就了较为过硬的采访、编辑、通联、策划等技能，并和同事们一起努力，使得这座“后花园”繁花似锦，成为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家园。

　　干新闻这一行，稍稍的倦怠，就意味着平庸。在“新闻立报”、新媒体冲击、不少专副刊萎缩或边缘化的态势下，我努力思考着“专副刊如何作为”，并提出“要让读者的目光多多地停留”的目标，大力提倡新闻性、时效性，改变了专副刊孤芳自赏、远离读者的局面。

　　我还不断努力练就一双敏锐的“新闻眼”，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闪亮的细节，并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报纸的读者。1999年的一天，我偶遇三轮车夫梅才宝，得知他每天浑身劳累、一身汗水地回到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下看书写诗。我被深深地感动了，采写了获全国大奖的报告文学《踩三轮车的诗人》。此后，梅才宝上了电视专题片，一些学校和文学社团还请他去上课。就这样，一个“小人物”受到了传媒的深切关注和读者的崇高礼遇，令人欣慰。

　　近年来，我按照报社编委会部署，联合市委宣传部、市社联等部门，和同事们积极主动筹划和报道了20余期“衢州人文大讲堂”。还先后主持策划参与了衢州十大历史文化名人评选、历届国际孔子文化节、衢州特色文化之旅、仙霞古道和江郞山“申遗”、金庸先生回访母校、寒门学子和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让文化品位和人文关怀在专副刊得以完美体现。

　　2002年电视剧《橘子红了》热播不久，看到衢籍明星周迅为别的橘乡做广告，我立即撰写了文化时评《周迅能让衢州橘子红起来吗》，其后又推出一系列策划和专版，为2004年周迅开始出任衢州山水形象大使、2006年星光灿烂于杭州国际休博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这里，有一本浙江新闻界前辈傅上伦先生所赠的《告别饥饿》，这是一部尘封了18年的书稿，缘起1980年。当时还是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的傅上伦和三位同事一起，在社长穆青的授意和支持下，到陕甘宁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系统深入的农村调查。艰苦卓绝的调查汇成了珍贵的手稿，但因种种原因，1998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当年的新闻，变成了18年后的历史。与省记协副主席傅上伦相识后，他多次与我忆起当年壮怀激烈的情景。这本《告别饥饿》是他手中的最后一本，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辞：“追求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所以，我常常想：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何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