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杭州起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洞头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前排左)率领民兵苦练射击。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杭州上羊市街居委会，图为整修一新的接待大厅。
浙江在线05月16日讯
从1949年浙江解放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是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在这29年中，党领导浙江人民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初步改变了浙江“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谱写了浙江历史的新篇章。
国民经济的恢复
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949年5月3日，浙江省会杭州解放。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宣告成立。从此，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始了建设新浙江的伟大征程。
浙江刚刚解放时，农村凋蔽，工厂歇业，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4.98亿元，人均73元；国民总收入13.56亿元，人均66元。工业总产值只有4.05亿元，工业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而且没有大的企业。农业总产值也只有13.92亿元，粮食、棉花、络麻、蚕茧等农产品的产量远远低于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全省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只有62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
面对困难和贫穷落后的处境，党领导浙江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人民政权，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展开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在农村，通过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生产救灾、组织群众等六大任务和进行土地改革，清剿了匪特武装，摧毁了封建地主统治，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城市，肃清了一批潜伏特务，镇压了反革命，稳定了政治局面和社会治安，打击了不法奸商和金融投机，稳定了物价，维护了人民利益，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市民生活得到改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此外，还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与此同时，还在城乡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为加强党的建设，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整风。
从1949年5月浙江解放到1952年底，全省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使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到1952年底，全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经济指标与1949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一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53亿元，比1949年增长63.7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2元，比1949年增长55.75%。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01亿元，比1949年增长67%。其中，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达到8.24亿元，比1949年增长103.45%。农业总产值21.77亿元，比1949年增长56.39%。财政总收入达到3.88亿元(不包括关税、盐税)，比1949年增长762%。至此，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为浙江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浙江进入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到1956年底，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后期工作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但这场规模空前的伟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党和人民正确的选择。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浙江建立起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浙江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7年底，浙江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从浙江解放到1957年的8年时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20.88亿元，比1949年的4.05亿元增长4倍多，8年间年均递增18.8%。这一时期，全省兴建了浙江麻纺织厂、黄坛口水电站、萧甬铁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新安江水电站、绍兴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锅炉厂等一批骨干项目，扩建了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闸口电厂、杭州华丰造纸厂等老企业，工业生产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6.48亿元，比1949年的13.92亿元增长90%，年均增长9.4%。与此同时，全省党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也取得辉煌成就。这一时期的浙江，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在浙江建立起来以后，党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社会主义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
1956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时期”。为此，大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方面来”。同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路线，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会后，省委认真学习党的八大精神，以党的八大精神为指导，领导全省人民掀起建设新高潮，并取得初步成果，使浙江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挫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影响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的进程。1958年后，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扰乱了经济工作的正常秩序。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全省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浙江省委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经过三年调整，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从1963年到196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7%，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1%，粮食产量年均递增8.9%。1965年与1956年相比，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增加72.7%，国民收入增加66.64%，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一倍以上。浙江以后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省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十年建设所取得的进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条件。
但是，这一时期“左”的指导思想还在不断发展。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从1962年10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特别是在运动的后期，浙江和全国一样，把重点引向“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不同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与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浙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深受其害。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给全省政治、思想、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都造成严重破坏。特别是在长期动乱冲击下，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很难维持，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原则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从而给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灾难。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仅递增4.2%，工农业总产值有5年出现倒退，财政有7年赤字，市政设施、文教卫生、劳动就业、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大量欠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林彪、江青集团利用这种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的社会动乱严重发展并长期持续，虽然运动初期曾有大批学生、干部、群众响应号召投身其中，但是，在全省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特别是1971年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1972年和1975年，在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发出了解决浙江问题的两个中共中央16号文件，有效清除“左”的影响，全面整顿工农业生产，全省经济局面曾一度改观。1973年，全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5%。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0.3%，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9%。在这一时期，浙江还新建了镇海发电厂、宁波港、浙江炼油厂等重大工程。全省集体、社办工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5.8%，农业总产值增长77.6%，创造了全国第一个全省粮食亩产超千斤的纪录。
当然，上述成绩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我们党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在历史的转折中前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在这两年多时间里，虽然指导思想未能彻底摆脱“左”倾错误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开始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与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全省各方面工作在历史的转折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出现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着手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方面政策，有效地消除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消极后果，进一步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为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广泛的政治保证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从1978年6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全省各项工作的开展，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次思想大解放。
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省委不失时机地领导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调整经济政策，整顿厂矿企业，发展农村经济，使全省国民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3元，财政总收入27.45亿元，比1949年都有大幅度增长。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很高，但可以说明，浙江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纵观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9年的历史，从总体上看，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不争事实。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浙江社会的性质和全省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浙江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党领导浙江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错误、经历挫折。正是通过对包括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内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改革开放不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曾林平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