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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浙江人】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新修复的茅草屋

  山村柴房译出红色“幽灵”

  走完石子路便到了陈望道故居,推开木门,视觉豁然开朗。一个小花园,用鹅卵石铺路,四面围墙。“这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庭院建筑。一进五开间,左右厢房各二间,开间前檐有天井,门外建有福字照墙。”陈志平说。

  穿过福字墙推开正屋的大门,只见建筑为二层楼房,在西厢房外面的西面,有一间新修建的混凝土单间,与整幢建筑木结构风格显得格格不入。

  “这里原本是一间柴房,因多年未修,毁坏较严重,近期被修复了,有一种说法,陈望道就是在这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志平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柴房是在穿过两个打谷场的旧房子里,不过早已倒塌。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了。”陈志平说,不过,村子里从上辈流传下来关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还真不少。

  根据陈志平的讲述,记者想象着当时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情景。

  1920年早春,当分水塘的人们早已进入甜美的梦乡时,陈家年久失修的柴房内,亮着一盏煤油灯,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映出一个正在埋头奋笔疾书的影子。

  透过破损的窗户,只见柴房内只有一块铺板、一张桌子、两条长凳和少许木柴。陈望道披着衣服埋头书桌前,一会儿低头思索,一会儿翻看桌上资料,一会儿又奋笔疾书。

  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几天人就消瘦了很多。陈母张翠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天端着热腾腾的糯米粽子和一碟红糖走了进来,送到书桌前,催促陈望道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

  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陈望道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1920年4月下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不过,在记者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疑问,陈望道故居那么大,又不缺房间,为什么偏偏要到柴房里翻译?

  陈志平说,村里的老一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共产党宣言》是禁书要躲起来翻译,以防被国民党发现;有的说,在家里翻译,客人进进出出断思路,需要找一处安静的地方。

  义乌市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建鹏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当时共产党宣言是新思想,知道和了解的人根本就不多,哪怕在大街上翻译,也没人能看懂,何需要躲?”

  “以防被国民党抓到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只有北洋军阀。”张建鹏说,当年北洋军阀势力渗透农村能力不强,农村大部分由乡绅控制,而陈望道家的父亲就是乡绅,所以也不用担心被抓。

  张建鹏说,目前,只能推测陈望道在柴房翻译,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外界对自己的干扰。红色“幽灵”力量传遍中国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是一幢石库门楼房,这里便是中共“一大”会址,在二楼的纪念馆陈列室里,珍藏着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译本。

  这本被工作人员称为“镇馆之宝”的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水红色封面,封面印有马克思半身像,有意思的是马克思像下端印有“马格斯”三字,书名也因排字工的疏忽被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虽然,这本被定价为“大洋一角”的书本静静地躺在玻璃橱内,但泛黄的封面似乎在告诉参观者,这书曾产生过无法用货币价格去衡量的巨大影响力,这股影响力甚至延续至今。

  1920年,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夏季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所印刷。

  “《共产党宣言》一问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竞相争购。”张建鹏说,《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出于酝酿建党的需要,这本《共产党宣言》的印数激增。到1926年5月仅平民书社就已发行至第17版。

  张建鹏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前译本可供参考,但他译笔老练,合乎国人的阅读习惯,而且又能较为正确地表达原著含义,因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也为翻译界称道。

  其实,《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也早就有人介绍,但是无统一的中文译本,需要时都是由临时从日文版、英文版或俄文版只言片语地翻译过来,因此,该类刊物的翻译也是各不相同。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这对党的成立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给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做了准备。”张建鹏说,不仅如此,陈望道和他的《共产党宣言》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第130页中记录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提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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