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除夕夜，世界再大，也要回家。合家团圆是中国人对年味最深刻的感受。
而对于在杭州某建筑工地打工的河南籍民工罗大林(化名)和他的工友们而言，这个年很是难捱。因为被欠薪286万元，除夕前，他们仍在讨薪路上。在浓浓的年味中，这些在异乡寒冬中苦捱的群体让人格外心酸。
讨薪无路时，求助所在辖区街道的劳动保障监察中队是他们的重要途径。这些被大多数农民工视为最后依靠的监察员们，是如何帮农民工讨回血汗钱的？
昨天，记者来到清波街道劳动保障监察中队(以下简称清波中队)，和工作人员一起为罗大林及工友们解决欠薪问题。
一年辛苦钱没兑现，百余农民工上门求助
昨天早上8点20分，杭城下雨。尽管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但罗大林和近20个工友已经围坐在清波中队办事大厅的方桌前，等待做笔录。大厅的气氛很沉闷，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憔悴。
“之前老板还挺好的，但12月开始就不露面了。我们以为他忙，也没往坏处想。”郭大林(化名)是钢筋组组长，去年他领着同村的12个老乡在工地上忙了一年。“上个月15号就停工了，但是老板总不接电话，后来干脆消失了。”和他们有相同遭遇的还有木工组的14个农民工及其他工组的8个农民工。
上周四，他们一行35人找到了清波中队求助。
“上周四下午3点接到他们的投诉后，我们就对几个班组长做了笔录。”中队首席监察员牛建林说，他们整整打了一天的电话，才找到工地负责人罗成(化名)。并要求他在本周一上交工资、考勤和员工花名册等三本台账。
但交上来的台账让中队的监察员们大吃一惊。“35个人来投诉，但交给我们的资料显示，欠薪涉及150多个农民工，总计286万元。”
中队的监察员随后兵分几路调查情况后发现，这是辖区内一个已经开工4年却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承包工地的负责人罗成多处负债，资产均已被法院强制执行，用以抵债。
但眼看就要过年了，一年辛苦钱都打了水漂，该让这百余名农民工怎么回家过年？“老实说，我晚上也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想起他们找到我时，苦苦期盼的眼神。”做了多年讨薪工作的牛建林知道，百余名农民工的身后是多个农村家庭的期待。
接下来的几天，牛建林和同事们每天都在调查和协调中度过。“要确认工资数额，关键是谁来支付这部分费用。”牛建林说，承包方没钱给，他们只能和发包方以及建委协调。“但是发包方已将先前完工的工程款全部打给了承包方，如果预支未完工工程的款项，发包方又担心这笔钱付了以后，承包方跑路了。“
从周一到周三，清波中队的监察员们，已经数不清自己打了几个电话。“光是坐下来就谈了3次，每次都从早上谈到下午两三点。”牛建林说。
第一拨农民工的欠薪还未解决，第二拨又来了
周三下午，好消息传来。发包方同意先预支101万元工程款，建委则会拿出承包方的30万元应急周转金。
“只要能拿到这笔钱，农民工就能安心回家过年了。”牛建林说，得到这个消息后，他们立刻电话通知了钢筋组和木工组的组长。
昨天早上8点半，清波中队的4个监察员开始对已经到场的农民工做笔录。“主要就是核对他们的个人信息、工时、工资等等。只有他们提供的工资数额和承包方提供的信息吻合，我们才能确认。”牛建林说，这项工作简单繁琐，但需要丝毫不能出错。
“最关键的是，态度要尽量温和。”牛建林说，临过年了，还没要到工资，农民工的心里肯定很急。我们有个温和的态度，能够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记者注意到，每个农民工按完手印后，牛建林还会贴心地递上一张纸巾。
中午11点，35个农民工都做完了笔录。但牛建林和同事的笔录工作还不能结束。“有些农民工第一遍笔录时，提供的工资数额与承包方提供的数据不同，所以需要核对第二遍。”牛建林说。
12点半，监察员们才打开早已冷掉的盒饭，匆匆扒进口中。吃饭间隙，牛建林高兴地透露，做笔录的35个农民工工资总额近90万元，各个款项也基本到位，下午应该就可以全额发放了。
但这份高兴劲没有维持太久。没过一会儿，就有消息传来：罗成听闻政府帮忙发放工资，又通知了其他欠薪人员。这样一来，好不容易谈下来的这笔钱，又不够了。但监察员们还是赶紧放下饭盒，回到办公桌前，为刚刚赶来的农民工做笔录。
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又要顾及农民工感受
下午2点，办事大厅里站满了两拨前来讨薪的农民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整个大厅似炸开了锅一般。
“我们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昨晚听说有希望发工资，连夜就回杭州了。”耿永(化名)是木工组的班组长，提及欠薪的事儿，他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这些钱都是大家一工一工做出来的，有些还是靠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零工攒下来的，都是血汗钱呐！”
其他人也争着诉说自己的苦衷。“两个孩子在电话里哭，说村里其他孩子的爸妈都回来了，我们咋还不回家？”郭大林猛抽一口烟叹气道，“可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在杭州挣钱呢，身上没钱哪有脸回家？”
一时间，抱怨声和诉苦声将整个大厅吵得嗡嗡作响。当监察队员最终提出，让每位农民工都先拿一半工资回家，年后再解决另一半时。农民工的声音盖了上来：“不同意！我们自己挣的血汗钱，为啥还不能给我们？”
监察队员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大声解释：“这笔欠薪确实有点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大家争取。如果都给了其中一组，另外几组连一半都拿不了。大家互相理解好吗？”
可尽管是这样的解释，对于这些迫切想拿钱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来说，似乎并不太能接受：“我为什么要理解别人？我只管我们组的血汗钱不能少，其他人我管不着！”
因为个别农民工情绪激动，大厅的一扇玻璃门被挤裂了。
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为了追薪他们早出晚归
“这一个星期来，我们每天最起码工作14个小时。”牛建林说，每年10月，讨薪大潮开始直到春节，每晚摸黑回家也成了家常便饭。而为了能帮农民工早点讨回薪水，原本8点半上班的他们，通常8点钟就会到岗。
今年元旦下大雪时，晚上7点到9点，他们还2人一组，在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欠薪饭店门口蹲点，寻找饭店的出资人。“为了不影响饭店营业，我们只能站在门口的雪地里等。”牛建林说，讨薪没有捷径，最笨的办法恰恰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拿元旦的这次讨薪来说，第四个晚上，我们等到了出资人，并督促他最快速度解决了员工的6万元欠薪。”
而这样的工作强度背后，是监察员们对家庭的愧疚。牛建林的儿子一岁多了，虽然就住在一起，但宝宝已经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了。“我每天晚上回家时他已经睡熟了，早上7点不到出门时他还没睡醒。”牛建林把手机屏幕设置成了儿子的照片，有空闲时就拿出来看看。
站长费华成最大的愧疚是对上高一的女儿。“闺女想让我陪她逛个街，可她放寒假那么久了，我都没腾出空来。”费华成问记者，“除夕上午商场还开门吧？”而这，也是费华成年前唯一有空的一天。
一直到昨天晚上11点，清波中队的办事大厅依然灯火通明。昨天白天，前后来了两拨农民工，但钱只有一笔，该怎么分呢？牛建林和同事仍在为农民工们作协调。截至今天零点，历经8小时不停歇的调解，事情终于解决，两拨农民工都同意拿一半薪水先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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