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2月24日讯
代表委员，望你们不要“沉默”
“两会”是参政议政集中地。这些年来，老百姓们越来越有表达诉求的欲望，每次“两会”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然而，我在采访中感到，杭州市的“两会”还是有点不温不火。除了发言的代表与委员，便是“沉默的大多数”。即便是发言者，往往也要先谦言一番，称“自己是来学习的”，再按“既定程序”，磕磕绊绊地读一遍自己的稿子，便算表达了民意，提供了建议。
事实上，在今年的“两会”现场，在不经意间，改变已在一些代表和委员身上发生。
在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全年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为336天”时，引发了几乎所有与会代表的“骚动”。记者在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原本安静的会场霎时充满了代表们纷纷议论的声音。而在当天下午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这一新鲜出炉的数字，马上被代表和委员们反复提及。
代表梁锦芳在分组讨论会上对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黄坤明直言，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数字和实际感受有差距。我跑了多个会场，萧山、西湖、拱墅等多个代表团的多位代表，都对这个数字表示了毫不掩饰的质疑。这让黄坤明、孙忠焕等市领导们，都在分组讨论会上，为此做详细解释。
我发现，许多代表和委员在提到“336天”时都是脱稿的。换言之，这些都是“计划外”的发言。而在这些计划外的发言中，记者感受到了一种表达的欲望。
但更多的仍是“沉默”的委员。“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这是中国人的通病。”“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种谨慎、充满戒备的沉默早已升华为了一种政治智慧。然而对代表和委员们来说，沉默并不一定是智慧，更不是职责和义务，甚至不是权利。
在我看来，说话，说真话实话，才是代表和委员们基本的职责所在。有了说话的欲望，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代表或委员。代表和委员们说话的欲望越强，民众们的民生问题才会有渠道倾泻，“两会”与民众的关系才会越来越紧密。
没做好功课的那位代表，有点愧疚 我先后5次采访过全国、省、市“两会”。从今年“两会”上，我感受到一些微妙而细小的变化——没有深入调研的代表发言声音轻了，有点“如履薄冰”。越来越多的代表发现，议案开始越来越难写了。 今年“两会”，讲好话的代表仍有少数，不过，就算他讲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心理的微妙变化——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好像底气有些不足。其他与会代表们听到，则有时会交换一下眼色，余光里带些轻微的嘲讽。 会场氛围里这些微妙的变化，令人尊敬。这种“嘲讽”，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负责任的表现。 再来看看他们提的议案。一份议案，仅仅一张A4纸；就算用了4号那么大的字，也只填满半张，总共只两三百字。这样的议案，5年来，仅我见到的有数十份之多。这些议案，没有调查、研究，没有解决办法，寥寥数语，明眼人立刻就知道，这是代表们为了“交个差”。 这次杭州“两会”，元宵节没到就召开，部分没有提交详细议案的代表有点不好意思。与记者相熟一些的代表还会私下轻声解释：“时间太紧，我没能深入基层调研，没写出有分量的议案。”他没有直接讲“不好意思”这4个字。不过，从心虚和愧疚的表情和语言中，我听出了这4个字的味道。希望明年，他会为了减少这份愧疚，更努力为百姓讲话吧。 代表们对政府要求高了，反过来，对自身的要求也会相应更高。一些代表说，今后写“两会”的议案会越来越不容易。这应该是件好事。 点子不在多，关键要有用 今年的“两会”上，有件让我挺失望的事——第一个原本答应接受我采访的政协委员，最后拒绝了我。 那天是在省人民大会堂，开完会我约她采访。她说了好多让我诧异的话：“明天我还打算不来的呐……”“这提案是他们给我弄的……”推脱再三，最后她勉强答应第二天接受采访。可是第二天临到约定的采访时间，她又来电话说了“提案被否决了”之类的理由，最后拒绝了采访。我直接的反应，她是不是有点心虚。 第二天，九三学社界别的一位心直口快的女委员一上来就吐苦水：“我现在，对写提案非常没信心。一个是因为好几次写了提案，答复的时候都有熟人托过来，连我们单位同事的侄子也跑过来了。现在我弄怕了，凡是有关系的提案，我一律都不写了。第二个原因是，提案提上去之后，相关单位的执行力不够。”说完，周围点头附和的不在少数。有一位委员扯着喉咙说：“其实，提案不是越多越好，写那么多提案没用。关键还是要多写一些实际的、有用的。我们可以几个人组合，确定一些确实有需要的提案。” 这样的言论，我陆续在其他分组讨论会上也听到了不少。这让我相信，可能有个别的委员是在这里“浑水摸鱼”，但大部分委员还是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的。 我很想把政协委员张望说的那句话送给大家：“没机会没平台，做好本职工作；有机会有平台了，要为天下苍生谋福利。”正是因为这份执念，他建议医院取消重复排队付费程序，推广“边诊疗边结算”或“先诊疗后结算”模式的提案，最终在杭州得到了落实。他说，这是他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我希望，下次的“两会”采访中，委员们都能带来有关幸福的点子。 代表委员们，能不能少抽点 我很少去医院，上一次进医院是两年前生孩子。政协闭幕那天，我起床时发现突然失声，医生说是急性咽喉炎，初步分析是被二手烟熏的。 这次市“两会”，我是采访政协的记者之一。每天我都在会场，听会，听小组讨论，看提案，见缝插针地把委员们约出来聊一聊。 采访地点通常是会场门口的休息室。会场里是没人抽烟的，但是休息室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烟枪”们把它当成吸烟室。有时候，会场门口的走廊就已经烟雾缭绕。 被熏烤得最厉害的是那天下午的专题会议，四大专题会议，有两个在之江饭店的五楼召开，一个在千人会议厅，一个在多功能厅，门口大约200来平方米的空间就成了休息间。约到某委员采访时，正值千人会议厅中场休息，很多人都出来寒暄，并抽烟。 在年前雾霾厉害的天气里，交警常常说到一个“能见度”的问题。我看那天的休息室，能见度大约是十米左右。这个休息间没有直接向外的通风处，整个大厅“云蒸霞蔚”，让我想起了大学里的浴室，杭州人叫“混堂”。 在那个大厅里，我约到了三个委员，大约一共聊了将近40分钟。话题有关教育，有关电子商务等，我和委员聊着聊着，都不间断地咳上几声。 那天回到办公室，同事们嗅到我头发和身上的烟味，问我是不是去采访烧烤摊了。 给我看病的医生给我打了个比方：好比你煎炸炒了一大桌菜，每个菜都放了大量的辣椒，这番刺激足以让你咽喉肿大疼痛而导致失声。 那天的四大专题里有一个叫“健康杭州”，还有委员专题提起杭州的禁烟问题，提到卓有成效。 我明白她说的是目前诸如商场、影院等公共场所，人们已经能自觉不抽烟，不少饭店也分了“吸烟区”和“禁烟区”。但是，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 就像年前去了趟香港，公共场所几乎闻不到一丝烟味，很多大厦也看不到所谓的吸烟室。正如我们的街头卫生标语还是“禁止随地吐痰”，香港的卫生标语是“感冒者请自觉戴口罩”。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PM2.5，今年烟花生意的清淡也跟不少人保护环境的公民意识的增强有关。国外有研究表明，在吸烟状况下，室内的PM2.5，90%~93%源于烟草烟雾。而当人开始感觉到烟味有点刺鼻的时候，PM2.5早就“爆表”了。 之所以要说到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我病了(医生给配了珍黄丸和头孢，说三天后症状就能减轻)，而是我觉得参加“两会”的，都是我们社会的上层人士和先进人物，讨论的都是让社会进步的问题。如果你们更注意这一点，情况就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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