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09日讯 4月11日，海盐县于城镇江渭村党总支书记唐惠平请来了施工队，开始拆除自家占地700多平方米的生猪养殖场。唐惠平的行为，影响了很多村民。“最近，很多养殖户到村里来签约，主动要求拆掉自家的养殖场。”昨天，唐惠平高兴地对记者说。
“从1999年开始，她带领我们养猪致富；如今，她又带头拆掉猪棚。唐惠平的观念总是先人一步。”5月5日签约的村民唐雪华说。
过去的14年，唐惠平的养殖场平均每年能产生超过10万元的收入，很多周边的村民也通过养猪走上了致富路。然而，高密度养猪给环境敲响了警钟，特别是今年初的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让唐惠平思索良久：是不是必须要牺牲环境才能致富？最终，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拆掉猪棚，改种环境友好型的经济作物。
一次转型渴望鼓起腰包
首次搞规模化养殖即成致富榜样
上世纪90年代，江渭村的农民一直靠种水稻为生。“我家种了11亩水稻，种水稻的收获在完成上缴之后，剩下的全用作家人的口粮和家禽、猪的饲料。靠着种植一点油菜和家人打工，获得少量的现金收入。”唐惠平说。
其实不仅唐惠平家如此，整个江渭村的农民家庭大多也是这样。不甘贫困的唐惠平开始寻思转型的路径。
1999年，浙江省提倡发展质量效益型农业，摆脱粮食种植面积的桎梏，更多的农民开始思考怎样从田里“掘金”。时年30岁的唐惠平看到家里养的几头猪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效益，政府又在鼓励，于是，她带头建起了生猪养殖场。
“当时卖掉一头小猪就可以赚600块，养殖场第一年就让我们收入一万多块，这让当时的周边农民很羡慕。”唐惠平说。
周边农民也想搞养殖，唐惠平就带领他们一起养猪。陆陆续续地，她家周边建起了很多猪舍。
第一次的转型之路走得并不顺利。由于不熟悉规模化养殖，农民们遇到不少问题，唐惠平带领大家一起克服。
2000年，村民叶金华开始养猪。“当时唐惠平带着我们一起去江山县买苗猪。这些小猪经过长途运输到达江渭村后，出现了狂躁、好斗甚至死亡等不良反应。她又和我们一起研究怎么解决。”叶金华说。
经过几次试验后，唐惠平发现将废旧轮胎悬挂在猪舍里，可以转移猪的注意力，猪的不良反应也大大减轻了。
由于唐惠平带领众多村民实现了致富。2004年，她被评为浙江省“双带”好党员。
二次转型追求生活幸福度
算收入账更要算“环境账”
养猪让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很多村民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还买了私家车。然而，养猪对自然环境的伤害也日益暴露出来。
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养殖户胡乱排放猪的排泄物、乱扔死猪的现象屡见不鲜。从小就生活在江渭村的唐惠平看到村庄环境受到污染，体会到全社会对养殖污染的深恶痛绝，她心里很难受。
因此，当唐惠平第一次听到“三改一拆”行动时，原本就酝酿进行转型的她，下定决心尽快拆掉自家的养殖场。唐惠平的举动，得到周边村民的积极响应。唐惠平也加快了对二次转型的筹划。
“下一步，我希望能带领大家走绿色种植业的道路。刚复垦的土地可以先种毛豆，等土质改善之后，我想鼓励大家种猕猴桃、葡萄、蘑菇等经济作物。种这些作物的经济效益不错，对环境又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唐惠平说。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转型路径？唐惠平将养猪与种经济作物的效益进行比较，跟记者算了两本账：经济账和“环境账”。
以一亩地为例，村民如果养猪的话，总投入约需35万元，平均每年可获5万元左右的收入。养猪投入大，风险也大，收益较高。但不规范的养殖行为污染了河道和空气。很多养殖户住在猪舍附近，为挣钱不得不忍受肮脏的空气。
若种猕猴桃等经济作物，一般一亩地只需投入几千元。“种这些作物的风险较小，收益虽不是很高，但亩均一年可以收入一万多元。如果提高产品质量和知名度，收益还要更高。”唐惠平说。
据介绍，江渭村接下来将加强对养殖户的引导。该村在每月8日开设了葡萄种植培训班，村民可以免费来听课。唐惠平介绍，以后还将组织更多的培训，提升农民的种植效益。
“腰包鼓起来之后，我们必然要追求幸福生活，要能呼吸清新的空气，喝到干净的水。用污染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这样的老路不能再走了。”畅想未来，唐惠平平和的语气中透着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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