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历史在手铲下一点一点拂去尘埃，古今对话，传递出历史的温度。
这是一群镁光灯照不到的人，他们的辛苦鲜有人知，他们的付出难计回报，但他们说：“吃不了苦，考不了古”——坚韧、耕耘、奉献，理想、科学、激情，纵有万苦，甘之如饴。
他们怀着历史学家的深邃、科学家的严谨和对家国的大爱情怀，在文化的河流中发现历史、解读历史、实证历史。
这，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野考古人。
这支田野考古的特种部队由26人组成——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长年累月和泥土、烈日、风霜打交道，于废墟处挖掘寻觅，积跬步至千里，捧举辉煌，展示出浙江100万年的人类活动历史、1万年的人类记忆、5000年的文明史……
他们更以平凡的人生实践，矗立起人生价值选择的最佳坐标，展示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鲜活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吸引着我们走向土地，去寻访他们的故事与人生。
这群荒郊野外的寂寞人，无愧为浙江的“最美群体”。
解码文明：
一道耀眼的理想之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论语》
三十多载岁月，在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一瞬，但对于省考古所而言，却是一段从无到有的辉煌成长史。
成立于1979年的省考古研究所，35年来，所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面积就达58万平方米，清理墓葬8332座，出土各类重要器物69721件、各类文物标本10余万件。
是他们，将“浙江人”的活动历史从5万年上推到100万年。
是他们，将“浙江人”的农业文明从7000年上溯至11000年。
考古工作者在比对良渚莫角山钻孔土样。
鉴往而知来，这是考古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群考古人，肩负着全省1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文物保护的重任，承担着探寻浙江大地人类文明历史和文物保护的使命。
从杭州出发沿老104国道西行，穿过良渚镇，驶进杭城北郊的瓶窑镇，满目是绿油油的稻田。
你能否想象，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个比大禹治水还要早的神奇王国，它与古埃及处于同一时期，这就是良渚古城。我们都知道埃及金字塔的伟大，可是从城市的规模与建筑工程来看，良渚古城绝不亚于古埃及文明。
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古城略呈长方形，面积有3平方公里，雄伟的城墙有40米至100多米宽，是目前发现的国内同时期最大的城址。这一发现，让中国最早的都邑水落石出，使中华五千年文明成为可靠的史实。
而这惊天发现的第一铲，就是省考古所副所长刘斌铲下去的。
这是怎样的辉煌？四五千年以前，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有勤劳聪慧的良渚人以文明城邦的形态在这里繁衍生息。
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有多大的价值！
在中国考古界目前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一共只选取了3个代表性都邑遗址——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其中，良渚古城是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城市结构最清晰的一个，是目前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城。
在莫角山东坡下，有几间旧楼房，那便是刘斌日常办公、居住的地方，也是浙江考古人嘴里的“八角亭”。
自良渚古城被发现以来，刘斌便全身心驻扎在这里，与其他考古人员一道，冒酷暑、战严寒，长年累月奋斗在野外第一线。
“找刘斌啊？去‘八角亭’，他在那里住的时间比回家住的时间多多啦。”随便向省考古界的哪一个人打听刘斌的下落，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知道的人都说，刘斌每年在良渚考古点上的工作时间长达300多天，晴天就下田野，雨天就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忙完一天的工作，夜里还常常和队友对着古城的航拍影像和地图热烈地讨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是对田野考古工作的真实写照。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提到浙江陶瓷史，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响当当的瓷器专家——沈岳明，他是省考古所党总支书记。
沈岳明从北大毕业后进入省考古所，一干就是28年。1990年，他在慈溪发现了与官窑产品面貌、特征一致的瓷器，后来根据年代判断应该是南宋早期的产品。这一发现，不仅找到了宋高宗南渡后使用的第一批瓷器的产地，而且将越窑烧造的下限由北宋早中期延至南宋！
“当时所有的卡片，从绘图到文字描述都是自己做的，由于没有技工，考古队员的工作量特别大。”沈岳明住在老乡家里，白天发掘，晚上写报告。没有桌子，就拿出老乡家的竹匾，用凳子支着，把卡片一张张排到竹匾上。因为太累了，沈岳明的眼底大出血。
“比起30年前，这算是好的了。”芮国耀奋战在田野考古一线已整整30年。
苦，那时真的苦。田野考古在农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生活条件差，他住过草顶的泥坯房，地上全是泥，没自来水，全靠井水……
那时跟家人的联络只能靠书信，联系很不方便，因为邮件到偏远乡村要花很长时间。
芮国耀如今在回忆往年的艰苦时，只剩下了轻描淡写。
“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还会再选考古吗？”
“我想，我还是会。”芮国耀意味深长地笑了，从他的眼神中，我们读到了一以贯之的坚守。
“历史得靠我们的手把它挖出来。坚持了30年，就是因为喜欢，有感情在里面。”芮国耀觉得，每一次发掘，都有新的现象可探讨，每一次都有新鲜感，“虽然苦，但值得！”
“他们的付出有目共睹，他们的成就有口皆碑。”这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对浙江考古所的评价，“他们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历史给丰富起来了，这个历史是靠他们一锹一铲一天一天攒出来的。这种贡献没法用货币来衡量！”
独立天地证青史。“考古人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这是另一位长期坚守一线的考古人郑建明对这个行当的评价。
离开繁华的都市，无数个阴晴风霜雨雪、冷暖苦乐自知的日子从指缝间滑过。
考古，在寻找记忆，恢复记忆。
而对考古人而言，灶台、土坑、大锅……乡村真实的记忆，淡如清风，吹拂着他们的考古情怀。
“既然选择了，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呢？”在我们与省考古所一线考古人员的交往中，没有看到过悔意，甚至在这里干的，没有过“跳槽”的先例。
“我们在完成对历史记忆的佐证！”他们骄傲地说。
在省考古所，每个一线考古人都想破译历史留下的谜团，他们将生命融入了事业，怀揣着一轮耀眼的理想，来了，就舍不得离开。
无字地书：
一股坚韧的生命激情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
考古人，与家人聚少离多，饱含着思念的痛楚与难以陪伴的遗憾。
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坚守着精神高地，葆有着生命激情，在“舍弃”中始终追求。
早上6时30分，安吉红枫新村南苑的一家农民房的大门就会准时打开，考古人田正标会推着自行车出门，骑车穿过几处红绿灯，在省道边的一处“黄土包”前停下来。
这里，是他正在发掘的上马山古墓葬现场。
蓝蓝的天，黄黄的土，映着他被晒得黝黑的皮肤，格外醒目。
“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句形容农民的话同样是考古人的形象写照。如果不说出来，没人知道他是考古专家，只会以为是个在这一带帮忙的农民。
扶着几块三合板拼成的楼梯扶手，上到农民房的二楼小间，我们看到了田正标的“家”。
这完全是一间毛坯房，灰色水泥墙裸露着，没有粉刷，靠墙摆着一张钢丝床，周围用几块硬纸板与水泥墙挡开些距离，这就是田正标的“蜗居”。
房间里孤零零地装了一只节能灯泡，没有窗帘，更没有空调、电扇等电器，有的只是一个简易书架和一张折叠工作台，上面摆满了考古发掘资料。
就是在这个简陋的5平方米空间里，田正标每晚拧开节能灯，打开折叠工作台，一点点将文物资料整理、归档。
2001年，跨湖桥遗址开始正式发掘，那是最炎热的8月，工地上没有一棵树，参与发掘的考古队员就这么在烈日下晒着，衣服反复被汗水浸湿，每次收工时都会发现上面浮了一层盐渍。
考古人蒋乐平对当时的辛苦仍然历历在目。为了给队员们降温，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发掘的位置上用破篷布搭起一个临时小帐篷，可以随时根据挖掘进度移动。
当时的发掘队住的是工地附近的老厂房，房间里摆着一张张简易床，天花板上吊了一个旧电扇，“嘎吱嘎吱”响个不停，却因为距离太远，根本吹不到风。
蒋乐平就和同伴们一起往地面上洒水，“但地面温度高，热气向上蒸腾，反而弄得屋子里更热，最后我们只能搬到外面去睡了。”蒋乐平停了停，“记得当时正在流行唱《长征》这首歌，弟兄们就坐在室外的草席上，一起大声唱，现在回想起来，我依然会被这歌声感动。”
转眼又到了冬天，天气冷到了“伸不出手”的温度，但是为了保持挖掘文物时的“手感”，考古队员们仍然坚持不戴手套，一点一点地在泥土里刨着，冻疮、裂口，几乎布满了双手。
考古人还一直在行走中，在崇山峻岭或山丘平原中寻找古代遗存，靠脚一步一步去丈量。
沈岳明与同事在德清进行窑址调查时，就要漫山遍野找瓷片。
他们去的可都是一座座荒山，荆棘、柴草经常会划破脸、手、脚。“我们调查时，要把发现的瓷器碎片背回驻地进行清洗、研究。”于是，“背瓷片”也成了研究瓷器的考古人的“必修课”。随着调查路程的增加，发现的瓷器标本越来越多，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腿越来越沉。
沈岳明用手比划着说，每天都要背三四十公斤重的瓷片，有时甚至超过50公斤，那就是一大麻袋。
“动”和“静”，在考古人身上同时存在，漫山遍野的寻找之外，还要静心去做耐心活，否则，一不当心，就可能与重大发现擦肩而过。
有一次，在发掘一座墓时发现了8件漆器，“漆器都有所损坏，得用毛笔一点一点刷，要非常仔细，有些漆器破损比较严重，里面都变土了，只剩下漆皮，只要稍不留神就没了。”为了完好地保存漆皮，沈岳明趴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剔了两三天，因为雨天比较潮湿，就垫了一块油布雨披在地上，整个人趴在那里一点一点做。
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枯燥沉闷，这些对浙江考古人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孤单和寂寞，以及对家人的思念和愧疚，才是考古队员心中难以消解的疼痛。
省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是个大忙人，主要负责协调配合基建考古的前期工作，在家的时间少得可怜。
2010年，杭长高铁施工全面铺开，工程建设中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同样是王海明负责先期“谈判”与协调工作。
就在接到召开杭长高铁文物保护专题会的同时，王海明也接到夫人癌症晚期的病危通知书。王海明咬了咬牙，一狠心把通知书往兜里一揣就赶去会场，在场的人员无不为之动容。“不是我不想在她弥留之际陪陪她，实在是不能两全啊。”时至今日，他仍然觉得亏欠妻子，说起这事，眼里还会泛出泪光。
楼航和陈慧珉是省考古所的一对双职工，对常年奔波于考古一线的丈夫，在同一个单位做文物保护工作的妻子陈慧珉更多的是理解。
“考古是很辛苦，但总要有人去牺牲，要不人类的文明如何去追寻？”陈慧珉从未抱怨过。
她，是理解丈夫、理解考古的，所以她一个人挑起了照顾儿子和双方老人的重任，无怨无悔。
但有一次，她忍不住落泪了。
儿子读小学时写了一篇《我的家庭》的作文：“我的父亲工作很忙，经常在野外工作。其实，我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单薄的家庭……”
“单薄的家庭”那几个字，一下击中了陈慧珉心底最柔弱的痛。
“我看了这篇作文后大哭一场，也许单薄这个词用得不妥当，但儿子当时那种落寞的心情就表现在这两个字上。”陈慧珉明显有些哽咽。
考古人是家庭的“旅客”，有的新婚蜜月是在考古工地上度过的，有的全家在工地上过年，有的妻子坐月子时也无法照顾……反过来，那溜走的时光，都投入了与农村老乡的朝夕相处中。
目前正在参与发掘良渚古城的省考古所领队王宁远，曾在海盐西面一处遗址挖掘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一个自然村里。刚扎营的时候，以为只要23天就可以完工，结果一待就是23个月。
“我刚去的时候村里100口人，后来，两个老年人过世了，再后来，出生了一个娃，我走的时候，那村子99口人。”王宁远不仅知晓村里的人口波动，还常到老乡家里喝喜酒，“老乡都说我和‘编外村民’差不多了，哪家哪户几口人我一清二楚。”王宁远笑着说，当然，村民待他们，真的就像对待家里人一样，不分亲疏。
一个人内心坚持的气质、持续燃烧的激情是可以感动人的，并因此改变许多人与事，更何况是一个群体一代代地传递。
“这是一个很和谐奋进的团队。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良性竞争的力量，迫使我不断进步。”说起当时跟着老同志发掘的情景，1988年厦门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丁品记忆犹新，“他们的严谨，他们的坚守，他们的吃苦精神，让我折服。”
再后来，丁品能够独立带队发掘遗址了，“当时的成就感让我一下就爱上了考古。”2005年冬天在湖州发掘钱山漾遗址，“下大雪，我们每次都是先把雪铲掉再进行开掘，发掘的过程让我们欣喜若狂，根本感觉不到艰苦。”
在省考古所的一线考古人员中，还有个唯一的女性——游晓蕾，201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考古系。
很多人都说：考古这工作不适合女性。一进单位，所领导就问她去田野考古有没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能洗澡就行。”
与所有女孩一样，晓蕾也爱美，有时候发掘工作要在夏天进行，烈日炎炎下，她就抹上厚厚的防晒霜，戴上帽子。
“夏天在工地上，大家会砍4根竹子搭起防晒网，这样就不至于被辣日直晒。”有时候，晓蕾也会露出女生的柔弱，一次在野外做调查，她和几个技工在山头上遇到了蛇，“听村民说，这里的蛇几乎都是毒蛇，那时我很害怕，幸亏有同事帮我壮胆。”
现在，省考古所已注入了4位像游晓蕾这样的“80后”新鲜血液。
最新进考古所的“85后”闫凯凯，报到那天，从济南坐火车凌晨四五时抵达杭州，8时赶到考古所报到，连办公室也没来得及分配，下午就直接派到工地上，行李一并带往田野驻地。
就这样，颠簸的土路，低矮的平房，空旷的院子，喧闹的鸡舍，刺鼻的猪舍……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走在了乡间小路上，吃着相同的农家菜，喝着相同的井中水，在考古工地留下了无悔青春。
抽丝剥茧：
一种较真的科学精神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
如果要用一种色彩形容考古事业，那么一定是黄褐色的，因为，那是泥土的颜色。
每次寻找考古工地，都要费一番周折，因为工地全都没有明确的路标指示，又都位于偏僻的地方。
第一次走进省考古所领队赵晔位于良渚文化村旁的工地，工地旁的汽车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天晴的时候，一两个小时就能积那么多灰，天下雨的时候，工地的路全是泥，没法走。”
我们到达遗址现场的时候，考古人员正准备清理东半部的一座墓葬。
30分钟过去了，只清理了几件陶器的碎片，“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在做‘无用功’，半天也挖不出一点东西。”赵晔知道，考古中的惊喜总是在漫长的劳作和重复的工作之后，文物见天日的一刹那，每个考古人都有积蓄良久后的惊喜。
“玉管！”眼尖的考古技工从陶器边的土堆里挖出了一个良渚时期的玉管，“发掘出的物品一定要保持在原位，因为这些遗迹现象要等着照相、绘图，还要做详细的文字记录。”
赵晔已做了20多年的考古，“考古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职业，慢慢地，你会剔除掉浮华，去掉浮躁，静下心来，而且，跟古人打交道，你会去思考一些东西。”
和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换一个工地，就像换一个家。“我们停在哪里，哪里就可以起火烧饭，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碗筷煤气灶都带去的，还有棉被，只要用得到都带去。”考古人郑建明回忆说。
“今天走到一个地方，做一个标记，记住周围的环境，第二天再从这个点开始走。”郑建明说，“一般大山有好几个人一起翻，有人走山坡上面一点，有人走山坡下一点，铺开来，拉网式搜索。”“因为全部都是主动性调查，一定是地毯式搜索，一点都不能投机取巧。”
考古生活是寂寞的，而史前时期的考古，更是如此。
长年从事旧石器考古的徐新民，由于考古所里做旧石器研究的只有他一个人，找不到人对话，便成了“最寂寞”的人。
“旧石器涉及的范围广，但比较枯燥，东西看来看去就这么几块石头。”“旧石器调查特殊，不是完全配合基建，需要根据线索自己去寻找。”徐新民说，“因为现在植被好了，调查洞穴时必须带着柴刀，没有柴刀开路就找不到洞穴，有时还得带上干粮，上山后根本没时间出来吃饭。”
如此寂寞，徐新民却已经坚持走过10年。问起原因，徐新民说：“是老考古人张森水先生的人格魅力以及对学术的追求，深深打动了我。”
一提起老师，他的言语间随即升腾起无限的敬佩：“张先生是从浙江走出去的旧石器研究者，他一直念想能够在浙江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
张先生去世后，这根接力棒便被徐新民紧紧地握在了手里。通过艰辛而枯燥的野外调查，如今在浙江的大地上，发现近100处旧石器地点。
学科的巨大进步依赖两个方面，点状的突破或者学科的长期大量历史性的积累。考古学就属于后者，“这需要更多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工作，到野外实实在在地记载。”
省考古所的方向明忆起1989年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的第一个工地在奉化，那时所里的老先生定下的考古规矩很多，“工地上不能坐小板凳，因为一坐就没法干活，只能蹲着，也不能在旁边休息。冬天不能戴手套，因为带了手套就没有手感。”这些当时看来死板的条条框框，后来都成为他考古人生中的“金科玉律”。
方向明的线描图，是省考古所里做得最好的。虽然画图比较繁琐，但他能在繁琐中寻找乐趣。
“画一件很好看的玉琮，画一天两天都不嫌烦。”不仅如此，当时瑶山遗址出土有一串珠子，大约两三百颗，珠子都长得差不多，他都能一颗一颗地画过来。
做线绘图，必须严谨，一丝一毫都不能差，这需要极大的毅力。“我画图，估计要按单件算的话，肯定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件了。”方向明估摸着说。
一个考古报告，画画的时间占到一半以上。对于方向明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画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观察主动体现在线描图上，这是考古报告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
在他看来，发掘得再辉煌的考古工程，最后也一定要以报告形式呈现，这是一种责任，“岁月久了，文物最终还是会毁掉的，修好的陶器，过个几百年也可能会塌，而科学的报告能够长久留存。”
考古，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这种坚持就像绣花，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考古的流程非常复杂，然而成就却不能立竿见影。挖掘、拼对、分类、拍照、制卡片，这一系列繁琐的步骤都需要剔除浮躁，静下心来一步步完成。
考古，还是一个发现美的过程，这种美不仅来自破土而出的器物，更是上万年人类活动留下的内在文化之美。
孙国平，省考古所考古一室主任，已经与田螺山相伴了十个年头。
在田螺山挖掘现场，考古人孙国平与其他考古工人一起，在探方中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别看这么一个土炕，这里面的文物堆积密度非常大，本身价值也很大。”
“大大小小的陶片，都要一一发掘、淘洗、分类、拼贴、编号，每一块用记号笔写上编号，工作量非常大。”
以前的遗址发掘都是捡几块保留就好，但孙国平坚持将遗迹全部保留，所以，田螺山遗址里保留的信息量很大，“比如这些细碎的小陶片，可能单个看看说不出什么名堂，但如果仔细综合地观察，还是有可能发现其性质和用途。”
田螺山遗址的发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条件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古村落遗址。
这10年，是辛苦付出的10年，也是满载收获的10年。会不会还有下一个10年呢？孙国平笑着说，一定会。
考古人要凭借一双肉眼知晓地下的一切，没有深厚的功力是无法做到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考古工作的特点，莫过于“大胆想象，小心求证”。思想的灵动奔放和行动的踏踏实实，已经成为浙江考古人身上交织的鲜明特质。
郑嘉励，省考古所考古二室主任，一个深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田野调查”影响的考古人。
“我以前以为考古接近于自然科学，后来发现，考古与历史、社会都有密切的联系，有了更广阔的田野，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思想养料。”郑嘉励一字一顿，“考古，需要人文情怀。”
“出人才、出成果、走正道”——这是省考古所第一任所长提出的方向，如今，都做到了。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每次说起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这支考古队伍，都会竖起大拇指，“真是响当当！”
“从发现研究到保护利用，再从保护利用到弘扬传承，他们能很好地做到将这几个方面一体化了。”高蒙河说，“在如何从专业进一步走向为社会文化发展服务方面，他们还作出了独特的带有浙江特点的东西。”
他们“读尽了相关的每一条史料，也走遍了相关的每条河谷”，他们往往住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年，除了要和地下文物打交道，还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对农村问题有很深的感悟。
他们深入社会底层，对社会发展有着更直观的感知。他们是文物的保护者，同时也是乡土社会的见证者。
“哪个地方有高速公路的推进，就一定会有考古人员站在推土机的前头。”这是长期从事基本建设考古的考古人王海明的感悟。
根据《浙江省文物保护条例》规定，大型建设项目超过3万平方米的都要经过考古调查勘探。
于是，考古人开始与挖土机赛跑，争夺时间。
一个重大工程的推进，必然会对地下文物遗迹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于是，一个难题便摆在了考古人的面前：该如何既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又尽量让经济建设发展不受影响？
“两利相权取其重。”王海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文物保护重要，但我们也不能死板，要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文物保护事业，也要为对方的立场着想，找到结合点。”
只要一接到通知，王海明一定第一时间作出反应，24小时内赶到现场，哪怕半夜三更，哪怕天蒙蒙亮，他都会披星戴月赶过去。
“考古人员要学会入乡随俗，学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单枪匹马解决很多社会问题，考古人都有一套社会工作经验。”常年“混迹”于农村的他感叹说，“考古需要与古人对话，更需要倾听今人的心声。”
在河姆渡，曾经出土一件文物，象牙雕刻，中间由多个同心圆构成，上端刻有浓烈的火焰状，形如太阳，两边是昂首相望、振翅欲飞的双鸟，据说是凤凰的前身。
燃烧，无悔。
青史，留痕。
就是这样一群守候“凤凰”的人，他们带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勇气，踏着历史的河流而来，用一腔热血书写着当代考古人的使命与担当，用美丽的职业情操守望着人类文化精神的家园。
他们身上粘满了故事，他们总是对家人欠账太多，他们由城入乡，感受着太多的文化碰撞和心灵震荡……滴滴汗水汇入深厚的土地，是他们，夯实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坚强基石。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探索，他们的事迹，缀合成这个时代的“最美群体”，熠熠生辉——在理想召唤下排除千难万苦，在物质大潮中坚守精神高地，将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国家民族的文化梦想紧密相连，他们激发出巨大的正能量，推动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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