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西贺州市发生贺江水污染事件，贺州市(贺江上游)与广东省(贺江下游)交界断面水质镉超标1.9倍，铊超标2.14倍。据悉，污染源为当地矿山，大雨把矿山开采的重金属污染物冲入贺江。广西已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力保沿江及下游地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广东方面已停止从贺江取水，并拦截上游受污染河水，在下游补水稀释。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上游污染，下游埋单”的事件实在不少。2010年7月，福建省紫金矿业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传导到下游广东，损失惨重。今年初，山西长治市某化工企业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流入浊漳河内，导致下游河北邯郸市大面积停水、河南安阳市境内红旗渠受污染。
类似事件频发，对同处一条流域的下游地区来说，就像“躺着中枪”。不仅如此，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治污，水产养殖业和居民饮用水都会受到影响。究其根本，固然有《水污染防治法》偏软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按区域管治的体制和机制。《水污染防治法》规定，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按区域进行统一规划。但现实中，各地多是按区域管治，即各管一段。
从行政效率上讲，选择按区域管治可以强化行政权威，毕竟，一省、一市管不了邻省、邻市的行政执法。但弊端在于，如果上游区域管治不到位，那么下游区域即便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难保治污效果，更防不住水污染突发事件。所以，从根本上治理水污染，需要从现在的按区域管治转向按流域管治，通过上下游的利益平衡和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构建具有统一约束力和规制力的保护体系。
事实上，国外的河流保护多选择流域管理，而且注重把流域立法作为流域管理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单一流域的具体立法十分普遍。譬如，英国有《泰晤士河保护法》，美国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在我国，流域管理的立法曾被反复提起，但《长江法》、《黄河法》的立法前期准备工作历经十几年，至今未能面世。2011年11月，我国第一部流域综合性行政法规《太湖流域管理条例》实施，为太湖流域的防洪抗旱、水资源配置、水污染防治和饮用水安全等问题提供了法制支持。
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波透露，全国人大法工委已同意长三角、东三省等部分省份先行先试，探索跨省区域性立法。也就是说，对一些不需要全国立法、但是一个省立法又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几个省共同制定一个地方性法规。就当前而言，最需要跨省区域性立法的是江河、湖泊的水污染防治，因为一省、一市解决不了一个跨省流域的水资源保护问题，当“我保护、你污染”的模式作用到一条河流上，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徒劳无功的。因此，我们的河流治污亟须进入流域立法时代，以走出“上游污染，下游埋单”的尴尬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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