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内部人士的一次抱怨，让围绕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隐秘利益链得以浮现。
这名下决心说出真相的人士是广州市一家公立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抱怨说，一直与他们医院合作的深圳红会已经几个月没给他们提供器官捐赠者的信息。他猜测说，深圳红会不再提供信息，可能与他们医院不再给红会捐款有关。以往，医院每完成一次器官移植，就要给深圳红会捐款10万元。深圳红会副会长赵丽珍承认提供器官信息要以医院捐款作为条件，但否认“每例10万元”的说法，只是说情况不同捐款额度也不同。赵丽珍认为，医院从器官移植中获利甚丰，应该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捐献者的医疗欠费。
如果不是医院和深圳红会的合作出了问题，普通人根本不会知道，器官移植背后还有这么隐秘的利益链——红会作为第三方掌控了器官捐献者信息，医院要想获得可移植的器官，只能通过“捐款”的形式从红会买信息，患者再花费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在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虽然又是红会又是医院，但无论怎么看，这样的利益链都更像是一门生意。
医院方面对深圳红会的指责，除了强迫性捐款，还有所收捐款的使用信息不公开，但红会方面认为，这些信息自己掌握即可，无需向社会公开。这就有大问题，作为慈善组织，一分一毫的捐款，其使用信息都必须公开，所谓“内部掌握”只会徒增自己借垄断器官捐献信息牟利的嫌疑。当然，同样的牟利嫌疑医院也脱不掉，正如深圳红会所说，医院做一例器官移植手术，动辄收费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获利颇丰。说到信息公开，医院又敢不敢把器官移植的账本公开呢？
器官捐献和移植，关乎拯救生命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但在红会和医院共同打造的隐秘利益链条上，却变成了一门生意。要打破这一利益链条，强制使用更公平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器官移植彻底公益化，远离金钱的诱惑。器官移植手术贵就贵在器官的稀缺性，但既然器官都是无偿捐献的，公立医院就完全没有理由收取高昂的手术费。合理成本之外的任何收费，都难逃牟取暴利之嫌。如果医院不收取高额手术费，红会当然没有理由要求医院捐款。至于对部分器官捐献者的人道救助资金，则可以通过红会收取的其他善款来支付——鼓励器官捐献，救助贫弱者，本就是红会的职责所在。
器官捐献在我国一直进展缓慢，一方面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器官移植与金钱走得太近，令很多有意捐献者寒了心。器官移植必须走出金钱的迷局，才能给人们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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