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每每问及何谓“三农”问题，几乎所有人均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实，这样的回答没有意义，它仅仅是把事物和概念的“简称”表述为事物和概念的“全称”，并未确切地表述出事物的本质和概念的内涵、外延。
把“三农”问题当作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集合，实际上是对“三农”问题各种表象的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认识，在认识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三农”问题不是一堆问题，而是一个问题，它的本质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失衡，我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三农”具体问题，仅仅是“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本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具体反映。正确认识“三农”问题是科学制定“三农”政策的前提。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三农”问题，既要针对一个个“三农”具体问题的特殊性，用“西医”的思维和方法来认识和求解，更要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将一个个“三农”具体问题的表象与其本质、特殊性与其普遍性联系起来，用“中医”的思维和方法来认识和求解，并将“西医”思维和方法置于“中医”思维和方法的逻辑框架之中。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并实践了“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思想，开启了以城乡关系认识和求解“三农”问题的新境界。
城乡关系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它从农业社会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演变为工业社会的失衡状态再演变为现代化社会较高水平的均衡状态。“三农”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扩大的问题，其本质是城乡关系失衡。导致城乡关系失衡的原因是“三农”以农产品贡献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贡献及剩余价值、土地贡献及土地级差、资金贡献及存贷利差等形式和途径，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要素供给，而作出贡献的农民却不能平等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公平分享工业化城市化成果，形成了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政府配置资源要素的体制机制和农民自身的素质能力是否有利于“三农”加快发展，则是影响城乡关系失衡程度的三大因素。
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下的资源要素向“三农”倾斜配置的体制机制，推进“三农”加快发展和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逐步缩小，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美好社会。过去十年，我们党要求着力构建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格局，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了“三农”加快发展，基本扭转了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我省率先探索和实践统筹城乡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城乡公共服务加快缩小、城乡平等发展体制加快完善的格局，总体实现了城乡关系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的转变，初步呈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美好前景。
统筹城乡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是我们党认识“三农”问题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和解决“三农”问题政策导向的全面调整，是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规律和“三农”问题解决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是对城乡关系理论和“三农”问题理论的全面创新和极大丰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党正是基于过去十年统筹城乡发展的成功实践，在党的十八大上深刻提炼和表述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一重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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