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水利工程如同人的血脉,既要有动脉的主干工程,也要有“毛细血管”的小农水工程。“小农水”是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对农业排涝抗旱、丰产丰收的直接影响最大。
这次旱情来得突然,但浙江对全省水资源的调度有目共睹。10年前,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节点上,一场同样令人焦灼的干旱发生在浙江大地。那年夏天,229万人饮水困难,而10年后的今天,这组数字降至68.3万人。
全省供水总体有序,不过仍有像衢州龙游、丽水遂昌、金华磐安等地的一些高山远山地区,特别是水利工程覆盖的“末端”,出现了农作物灌溉和大牲畜饮水困难。
但是,同在庆元县五大堡乡,一样的地理条件,一样的旱情,竹山村凭借修建的支渠安然度旱,而一山之隔的另一个村庄却成日焦头烂额,为田间的灌溉用水奔忙。
究其原因,就在于是否重视小农水工程。曾几何时,浙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建设了上万座山塘水库,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为那些年浙江的农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城市和工业经济成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来源,不少地方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减少。同时,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农村的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有所荒疏。
治水兴农。在我们逐渐完成大江、大河的治理后,这种像毛细血管一样布满了大地的“最后一公里”,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该到了重视“小农水”的时候了。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一位东阳山区的68岁老人讲起了一个故事。老人说,他的一个亲戚在水利部门工作,年后上门跟老人拜年。就问国家现在鼓励农田水利建设,老家的水库修得如何?老人一听,感到惊讶!水库几十年都没修了,哪有修得怎么样一说?
“国家政策是好,但凭我们几个老掉牙的农民又能干出什么事呢?”讲完故事,老人叹了口气说。的确,随着直接从事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往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的投入机制,显得力不从心。
就算从全国而言,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参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要让农民动起来,就要在治水理念、投入、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多领域的创新和建设,把“钱从哪里来、工程怎么建、建成谁来管”的发言权、参与权还权于民;要让农民没怨言,就要向老百姓公开国家、政府投入的一分一厘;要让农民有积极性,就要加大农村水利设施的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民成为“小农水”工程的主人。
这些年来,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比如“以奖代补”模式、民间资本参与模式、村民理事会、农民用水协会模式等等。我们如果能把这些模式用到水利建设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会搞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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