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29日讯 “我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的动荡并不意外。从2010年美欧日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起，到今年5月这一轮新兴市场出现动荡，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放松货币政策的第一阶段并不是最大冲击，收紧货币政策的第二阶段才是最大冲击；如果再加上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这种冲击还会更大。”昨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和提醒：这场危机并不局限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风险更大。
分析此次动荡，梅新育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理由：
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的经济增长，普遍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因为他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
在全球背景上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货膨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欧日等西方中央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风险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19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到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引爆了席卷几乎全球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的债务危机，我认为，新兴市场潜在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亚洲，而是整个新兴市场，可能重演1980年代债务危机，而不仅仅是重演“1997~1998危机”。
他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十年将面临剧烈分化。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在经济上，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风险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外加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将引爆危机。
此外，对比此轮亚洲金融市场出现的震荡，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时相较，梅新育认为相同之处在于资产泡沫、当事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不同之处在于程度、范围差异。
梅新育认为，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的。“这一次会更加明显，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分量加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次东亚金融危机后反危机安全网建设已经大大进步。”
梅新育提到震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尤其是资产泡沫、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此外要重新审视前几年对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过度抨击。他认为，更大的风险藏身其它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南非、巴西和其它非洲、拉美国家，俄罗斯也将受到较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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