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自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不少企业纷纷“抢滩”，只破费区区2.35万元，即可在外高桥保税区注册一间20平方米的办公室。自然而然地，当地的房价也在“飙涨”：“去年底我这套89平方米房子的挂牌价是190万元，今年3月份是230万元，5月份是250万元，上个月我挂280万元，现在290万元到手，不还价！”在一个名为中冶尚城的楼盘里，有职业炒房客对记者表示，“现在自贸区概念这么热，加上这边配套逐渐成熟，这个价格我很自信，根本不愁卖。”
“抢滩”入驻和房价“飙涨”背后最大的动因，无非是中央的决策。对于此举意义和影响的解读，大家尚在热议之中。在我来看，根由或许有三：一是迎接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挑战的需要。随着“多哈回合”的徘徊不进，多边贸易体系式微，而区域次区域贸易协定则犹如雨后春笋，遍地崛起。以美国为主导20多个国家参与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正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标准；TISA(服务贸易协定)则试图重构全球贸易的新价值链；而BIT(双边投资协定)更是在酝酿加倍自由的投资“游戏规则”。虽说上海自贸区(FTZ)的试验，并非商务部厘定的广义的自由贸易区FTA，仅仅是一国在自己境内设立的特定区域，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玩。但这种玩法，毕竟只不过是最终融入世界潮流的一个“过渡”而已，不可能永远地自娱自乐下去。不在WTO有可能被边缘化的大概率下准备好后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和贸易数一数二的大国来说，未免短视了一些。
二是迎接服务贸易新崛起的需要。中国随着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的推进、人均GDP的拉升，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变化，服务贸易对于商品贸易的大规模替代进程也已起步。我们的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但主要是受制于相关管理理念的束缚和体制的羁绊。对此，借鉴当年的成功经验，很有必要在这个领域再上演一出“开放倒逼改革”的大戏。上海自贸区恰恰是这样一个最有基础、最有条件的试验田。无论是早年半殖民地时代的“十里洋场”，还是浦东开发开放背景下打造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乃至在全球视野中作为跨境服务贸易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中国窗口，这块试验田，一般总会选定在上海，中央当然也会不负众望。
三是迎接行政体制大力度改革的需要。政府机构人员数度精简又数度膨胀的尴尬过往，现有职能数度放权又数度集权的难堪现实，尤其是伪善地扛着“依法行政”的大旗，实则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并进而在“滑入法条主义的泥潭”之后，到处掣肘科学发展的行政作为和不作为，都在昭示着计划经济“条条专政”的借尸还魂。没有像模像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是不行了，但方向为何，力度多大？需要有一个标杆。而这，正是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索和全国人大对四项法律在自贸区内的“限时停用”。
当然，理由还可以说上很多很多，甚至还有说是为全国垫底的上海速度“强心救急”的。但这都无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要来的终究要来，拖也拖不过去，躲也躲不开。更何况再辉煌、再绚丽的中国梦，终究要靠改革的阳光照进现实。
但吊诡的是，恰恰是最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举措，却要以“特权赋予”的方式来推进。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国家太大，惯性太强，风险太不确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之才有35年来改革史上无数次的“试点和试验”、无数次的“双轨和并轨”。因此也会有无数个“投机客”的精于算计和眼疾手快。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国改革必须要支付的成本吧——虽然不完美，但却是最现实可行的。
小打小闹的生意人，尽可以抓住类似稍纵即逝的“政策馅饼”，但“大事业”终究指不上这样的“小动作”。就像当年国家会在设立特区之后不断扩而广之，并最终在“国民待遇”的情势下取消特区一样，所谓的“自贸区”，也会在设立之后不断扩而广之，并最终在类似TPP改造过的FTA的背景下归于“大同”。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国际化，是我们无可回避的大趋势，识“大时务”者方为“真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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