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亦升巡查病房，耐心讲解。
浙江日报讯 早上7时许，单亦升早早来到血液透析室，翻开当天的预约表：只有6名患者，单亦升熟练地针对每个病人列出工作要点。
由于单亦升的到来，温州康宁医院的血透中心自上个月开设以来，已经迎来了十几位做透析的患者。“大多是附近的居民，以前都在温州的大医院做透析。”单亦升告诉记者。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如同一座“围城”，吸引着优秀医生“进城”的同时，“城里”的医生又不敢轻易迈出；而另一方面，民营医院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好医生的缺乏。
在作为全国社会办医的试点城市温州，医学博士、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单亦升，“跳槽”到康宁医院，担任血透中心主任，再次引发医生合理流动的话题。这样的流动，将对缓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看病难”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报记者来到温州深入调查。
有了单博士，
就有了血透室
8时20分，单亦升做完透析前的准备工作，安心地舒了一口气。此刻，温州市鹿城区黄龙住宅区的陈新发正走出家门。
10分钟后，陈新发来到了温州市康宁医院。从交费到躺在血透室的病床上，他只用了10分钟。
对陈新发来说，这里整洁、舒适，与大医院截然不同。500平方米的血透室温馨明亮，通风顺畅。一个护士只需要照顾1至3个病人，而病人能安心地睡一觉。
单亦升说，这是他的理想状态——病人在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就诊。
“收费和公立医院一样，设施好、服务好，还不用排队，干嘛不来呢？”陈新发觉得，康宁医院血透中心让人放心，“我现在状态很好，血压比以前正常了。”
两年前，陈新发在医院查出患上尿毒症，从此，他每周有3天要去医院做透析。他告诉记者，等公交、坐公交，在路上要耗时1小时，到了医院，交费、等待空余床位又要耗去1小时。“有时会被安排到晚上，透析做完公交车都没了。”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看病难”困扰着温州老百姓。根据温州市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温州平均千人床位数是2.85张，千人医生数是2.31人，千人护士数是1.77人，低于全省平均水平4.03张、2.5人、2.12人。
“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也是不均的。”温州市卫生局社会资本办医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潘江波告诉记者，两家省立医院和四家市立医院全部集中在老城区，黄龙住宅区所在的温州城西是医疗资源十分薄弱的区域。
一边是医疗资源的总量不足和分布过于集中，一边是温州较大的住宅区和外来人口集聚区周边没有大型公立医院。这样的失衡，曾一度困扰着城西的居民。
单亦升说，康宁医院方圆5公里以内，居住着近80万居民。按照温州地区每百万人口患尿毒症人数300至400人计算，这里有庞大的医疗需求。正因为如此，康宁医院努力从专科医院向综合医院发展。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说：“透析是要长期进行的治疗，患者又多为老年人，治疗的便利性极其重要。”
“从今年4月参与新血透室的设计、装修、资质申报，到8月正式上岗，时间虽然很短，但我肯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单亦升介绍，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渴望，是他“跳槽”的主要动力。康宁医院的社会认可度及其成功的发展历程，为他的奋斗方向提供了良好平台。
8月初，血透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单亦升告诉记者，目前有4名护士，基本能实现一对一服务。
一个好医生，是医院的“活招牌”，能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好、更便利的医疗服务。管伟立说：“凡是来透析的病人，都对单亦升信任有加。”
病人的难题，
医生的困局
现在，单亦升的一天，几乎都在病人的床边“转悠”，他有充裕的时间留给每一名患者，并给他们全方位的身心照护。他说：“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单亦升的手机里，保存着一条短信：“举头望明月，低头理病例。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理病例……”
在公立医院一干就是15年，那些漫长的年头，对单亦升来说，似乎永远是某个奋笔疾书写病历的上午。
镜头拉到10公里外的老城区中心，温州附一医老院区门诊二楼的肾内科。单亦升的旧同事——住院医师章建娜是当天的门诊医生。
上午9时，等待就诊的患者在肾内科门外的走廊上来来往往，狭小的诊室里，挤进了七八位即将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围坐在章建娜小小的桌子前。
60岁的胡婷婷早上8时来到医院，现正坐在走廊上候诊。“患慢性病真的很苦，常常跑医院来复诊开药，每次一等就是两三个钟头，上了年纪真的吃不消。”
虽然人人皆知大医院看病难，但是温州附一医的门急诊量却每年都在增长。记者了解到，去年，温州附一医门急诊量达到280.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6.79%，医院日均门急诊量高达7600人次以上。
“正常是每天70个号，最多时能达到100个号。”章建娜告诉记者，分给每个病人的时间不足5分钟。结果就是患者心中的疑问得不到充分解答，而医生被强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
单亦升对此也深有体会。客观存在的“看病难”，让医生和病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他离开大医院的原因之一。
面对单亦升的离职，有同事表达了羡慕之情，也有同事表示不解。“没有他的勇气，毕竟是跨出了事业单位，进入了企业。”“康宁医院以前是家精神专科医院，他怎么愿意去？”“民营医院工作不稳定，保障水平也不如公立医院好。”
虽然医生们纷纷认为在公立医院工作压力大，但是社会保障水平的巨大差异，让他们无法下决心走出公立医院。
破冰之举，
剑指“看病难”
温州市卫生部门称，单亦升的出现，是该市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政策落到实处的一大亮点，也是民营医院突破发展瓶颈的破冰之举。
事实上，近日，温州又有3名卫技人员初步达成“公转私”意向。
这几天，温州市卫生局联合当地社保部门，正在为康宁医院10名符合条件的卫技人员办理事业单位标准的社会保障金，单亦升就是其中之一。
8月25日，温州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实施意见》“1+14”政策文件。政策规定，公办医疗机构正式在编的卫生技术人员应聘到民办医疗机构工作后，不仅可以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还可以按有关规定重新聘用为公办医疗机构正式在编人员。
“无论是‘出得去’，还是‘回得来’，都是为了解决医生的流动问题，最终目的，是促进‘看病难’的解决。”单亦升说。
破解“看病难”，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公立医院。
位于温州市区过境公路的温州同德医院，漂亮整洁的医务大楼里，除了为数不多的医生、护士外，只有几个病人，与公立医院门庭若市的情景形成强烈反差。
温州市卫生局信息中心主任蒋传彪告诉记者，温州现有民办医院62家，占全市医院总数56.88%。虽然总数已过半，但是温州民办医院床位仅占当地总床位数的15.46%，业务收入、诊疗人次、住院人数分别占医疗总量的6.53%、7.08%、10.92%，与公立医院差距很大。
是什么原因让民营医院裹足不前？
近日，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中国医院改革向何方”为题的演讲中指出，“所有一流的医护人才都向着三级医院去，导致投入很大的民营医院和基层医院硬件好但软件不行。”
《温州市卫生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新增床位2.2万张。其中，民营医疗机构新增床位数至少为8000张，相当于目前民办医院床位数的两倍。
作为国家社会资本办医试点，单医生的“跳槽”，预示着温州正推进医疗改革，向破除“看病难”最难逾越关口的迈进。
“要让医生愿意走出公立医院，社会保障水平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民营医院更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温州附一医院长陈肖鸣认为，合理的流动不应该是狭隘的，“好医生除了流向民营医院，还应该流向基层医院，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这里才是医疗服务最需要延伸到的地方。”
管伟立认为，病人的口碑是最重要的，而赚黑钱、赚快钱只有死路一条。“品牌效应、服务意识与承担社会责任，是民营医院最需要的几大要素。”
“病人跟着医生走，医院有了好医生才能分流患者、获得发展，才有望真正破解‘看病难’。”潘江波说，改革的道路还很长。
-链接
【香港：市场择人才】在香港，医生可以在多家医院执业行医，好医生，可能在多家大医院执业，反之，则可能被医院淘汰，这样才能留下好的人才。对患者来说，可以选择提供更好技术、更好服务的医生。
【德国：兼职上限制】德国医院都是公司化管理模式，医生和医院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医生以州为单位注册，只要注册是合法的，就能同时在本州不同医疗机构服务。对于出外巡诊的医生，德国卫生部门进行了“兼职上限制”，即规范公立医生兼职时数。医生每周工作5天半，兼职制度规定公立医院医生每周中的4天要为公立医院服务，剩下的一天半可以自动调节。
【美国：薪酬市场化、阳光化】美国医生都是自由人，只要取得执照，就可以多点行医。医生格外珍惜自己的名誉，如果收受回扣，轻则被记入档案，终身蒙羞，重则被终身吊销执照，丢掉饭碗。在这样的制度下，很少有医生铤而走险。另外，美国《医生收入阳光法案》规定，医生收受医药公司的礼物价值超过10美元，就要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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