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27日讯 昨天第五届科技新浙商评选启动仪式上，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史晋川教授的出现，让现场增添了不少学术气息。
史教授是2009年首届科技新浙商颁奖晚会上的点评专家。这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这批科技新浙商们，或者本来就是高科技型人才创业，或者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直接接触、掌握了最新技术。他们是浙商群体的新生力量，是一种增量，是让沙丁鱼动起来的‘鲶鱼’”。
4年后，科技新浙商们，真的“搅动”了浙江商人经商的格局，开始引领浙江经济发展的潮流：省科技厅统计，去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10个百分点；全年专利申请总量、授权量，分别增长40%以上，居全国第二位。
这些数据表明传统浙商们的“存量”，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也为浙商、浙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示了更多思考空间。
浙商要发展
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化的驱动
“科技新浙商开评四年来，浙江经济和浙商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史晋川年年都在关注评选的进程和浙江企业、浙江商人的发展新动向。他说，像科技新浙商评选，这种倡导、表彰科技创新的模式，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提出的一种要求。
前几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全世界进入了经济滞缓发展阶段。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逐步越过了4千、5千、6千美元，我们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史晋川提了个问题：站在这个台阶上，中国能不能跨过去，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要看这几年中国经济的驱动模式变不变。”
史晋川给大家一个数据比对作参考：
在目前经济发展以要素驱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增长率在6.1%-7.2%的区间。
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延续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启用创新驱动模式，那么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增长率会掉到6%以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
“所以，我们必须转化经济发展模式，改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重要方式，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
浙商要转变
应利用科技开拓市场深度
“创新驱动，包含了技术、品牌、营销、管理各个方向的创新。对企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科技创新，尤其是对浙商来说。”史晋川说。
改革开放35年来，浙商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
老浙商创业，最初的兴起，与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关，从行商(外出经营的流动商人)，到坐商(拥有一定数额的资本，在固定地址经营商业的商人)，到完成产业资本的转化。
在史晋川眼里，浙商的总体特征，是以市场开拓，引领产业发展。浙商对市场有很强的敏感度，也有很强的开拓市场能力。但浙商对市场的开拓，都非常平面，他们普遍缺乏深度开发市场的能力。
为什么呢？因为浙商里懂市场的多，但懂科学技术的少。但深度开发市场，并不是加工的延伸，而是需要研发，需要现代营销手段，是最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撑的。
所以浙商要转变，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科技创新，利用科技创新开拓市场，引领产业发展。
浙商要创新
体制保障很重要
浙商要创新，除了自身要对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改革，也依赖于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对政府的要求，是创新驱动模式建立的重要体制保障。
“浙商要挣钱，有两种方式：传统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史晋川认为，如果说，目前大多数浙商，仍愿意选用传统的方式而摒弃创新的方式，那么这不是浙商群体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政府没有给浙商这样一个概念：创新方式赚钱，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史晋川拿他当年当知青时候的故事打比方，“那时候我的房东，每天清早天蒙蒙亮就起来喂自家的猪。为什么他不去喂野猪？因为这群家猪的产权界定是非常清楚的，自己喂养自己卖猪肉赚钱；但是野猪不同了，那是谁抓到谁领回家的。”
史晋川说，这跟浙商选择哪种模式盈利是一样的。很多浙商，之所以没有走向大规模地自主创新，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有问题的，公平的产权界定，严格的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规范的市场秩序的建立，还做得远远不够。制度环境的缺失，导致很多浙商觉得“我‘喂的猪’不是自家的，是‘野猪’。”
所以号召、表彰浙商做科技创新的时候，在初期应该有支持、帮助的政策，但从长期来看，大规模浙商自主创新，不应依赖于优惠的政策，而是与完善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依存于制度创新的技术创新，才是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创新。
凡注有"浙江在线"或电头为"浙江在线"的稿件，均为浙江在线独家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浙江在线"，并保留"浙江在线"的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