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31日讯 10月24日，杭州某公寓，三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相约自杀，最终二死一伤；10月8日，因向父亲讨要零用钱不成，宁波90后小伙子放火烧房欲自杀；10月27日，安徽一母亲用菜刀砍死9岁儿子，疑似患有精神疾病；7月17日，一名男子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持刀行凶，导致2人死亡，行凶者被爆有精神病史……
因心理问题、精神问题等引发的诸多伤人或自伤事件，已成为社会的突出问题。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初衷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精神卫生的重视。
当出现自杀等想法时，谁能帮助他们？对于让人心慌的精神疾病患者，政府和社会又是如何对其治疗和管理的？这两天，本报两路记者分别走进杭州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工疗站，为你描述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接线员和工疗站医生的工作现状。
接线员
坚守心理热线，背后是孤单与无助
2004年，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中心由杭州市政府全额拨款，设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当时，这是继北京之后的全国第二家，有一部24小时开通的自杀干预热线0571-85029595。
2013年，中心仍在运作。可热线的背后，却只有2名接线员在坚守。一人从成立之初开始参与，一人从2009年工作至今。坚守心理热线，是孤单的，因为无人愿意接班；同时，又是压抑的，“就像每天都看到战场上的横尸遍野”。
婚姻破裂、孩子厌学、工作焦虑、孤独……戴上耳麦，接听热线，里面呈现的就是另一个世界——支离破碎、黑色、焦虑不安……
“那时，我几近崩溃，看不到任何希望。”现在的晓芸(化名)，轻描淡写地描述着过去。眼神之间，仍显得回避。
2009年，她自愿加入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为24小时热线的白班人员。此前，她是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病房护士。
一年后，压抑、孤单与绝望，紧紧地包裹着她：“越走近接听室，压抑感越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转头逃走。”
这样的绝望，却不能为外人理解。“负面情绪是别人的，怎么会影响到你？还这么严重？”不少人问。
晓芸的解释，总以这个形象的比喻来概括：“就像每天都看到战场上的横尸遍野，你能不难受？”
“同理心、同情心，是咨询员必备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去理解他们，才能走进他们。”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将他们的情绪带给自己。
她曾经想过放弃这份工作，可当初，这是自己主动请缨过来，“我不是孩子，怎么能不想干就不干？”那么，出路，又在哪里？
她试写过大字，可手握毛笔内心却狂躁不安。毛笔、宣纸，对她而言，太过安静。听音乐、养花和做瑜伽，均告失败。
太极，最后的尝试，却意外地令她着迷。动静之间，晓芸找到了情绪的安放之处。现在，打太极，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尽管如此，心理咨询师仍是孤独的，需要同行的倾诉。每半个月，晓芸还会去做心理督导，寻求心理疏导。1小时1次的督导，需要400元的费用。“心理咨询师的成长，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她笑言。
渐渐地，她走了出来。这并不是说，她没有了心理波动。而是，情绪平复的时间更短了：“回家的路上，听个有趣的广播，可能就消解了。”
从倾诉者身上，看到过自己的影子
“与他们(求助者)接触，其实，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各种问题抛来，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又怎么应对？
有时，在他们身上，晓芸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放下电话，她会去反思，自己与孩子、与丈夫、与同事之间的关系。
有一位反复来电的求助者，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触动她的内心：
这个小姑娘，或许，长得很漂亮。未满二十，就出去闯荡。她很能干，从小不用妈妈操心。妈妈，也就放任她。有一次乘飞机，她认识了一位富商。富商，大她好多岁，追得很紧。她稀里糊涂地答应结婚。是的，稀里糊涂，她自己这样形容。婚礼，母亲没有来。
婚后，她发现富商管得太紧，离了婚。后来，她又做了另一位富商的小三。她开始变得疑神疑鬼，没有安全感。她说，别人对她的喜欢，都是因为长相，没有人真正关心她，连她的妈妈也是。
她决定去整容，把眼睛变丑。她真的找了很多医生，可他们都不愿意。终于，有位医生答应了。她的眼睛，也真的变丑了。可是，她又悔恨无比，陷入了反复的自责、矛盾和纠结中。
她再次来电时，已十分绝望，想自杀。之前，她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妈妈。可她妈妈，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那天，她是躺在床上，打给我们的。声音，很微弱。她说，连起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帮她打了她爸爸的电话，她爸爸跑去把她接回来看病。”
对于孩子，是不是关心得太少？放下电话后，晓芸自问。晓芸的女儿，也很能干，小学上培训班，就自己坐车倒车。
但孩子能干，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不顾？“给孩子自由空间，也要给孩子充分的关心和爱。放手，不是把爱放掉。她的感情需求，应该尽可能地去满足。”
问题
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为何来电却越来越少
从2004年成立至今，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共接到93592个电话。喜欢隐忍的男性，成了电话的主要倾诉者。他们的问题，多出在工作压力与人际关系紧张引起的焦虑。女性的话题，总绕不开婚姻、家庭与孩子。
其实，2009年之时，关于孩子教育问题的电话，并不多。直至这两年，才逐渐增多。问题，多出在孩子厌学和沉溺于网游。严重的，甚至出现了幻觉和妄想。
社会竞争的挤压之下，心理问题突显。可奇怪的是，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热线却在减少。更矛盾的是，健康咨询类电话，却占了33%之多。而这，并不是建立24小时热线的初衷。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部覆盖整个杭州甚至全浙江省的热线，却只有2人在坚守。因为，没人愿意做。待遇和所承受的压力，并不成正比。
“现在的投入机制，并不合理。”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认为。现在，杭州市政府每年向中心拨款10万元，但无法完全覆盖人员工资以及中心运作经费等。而2002年，香港建立撒玛利亚会自杀危机中心之时，香港社会福利署就投了1000万元港币。
“健康咨询电话，占用了资源，其他的电话怎么打的进来？”浙江理工大学心理系教授侯公林问道。而且，一旦一次可以拨打成功，就会留下印象：这个电话可以进行健康咨询。
“其他热线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也分担了来电量。”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心理科主任医师、博士徐方忠说。目前，省级和市级医院的精神卫生科，多设立各自咨询热线。不过，这些热线属于医院内部，与公益性的自杀干预中心仍有本质区别。
不过，最关键的原因，徐方忠认为还是“宣传不够”。这直接导致热线的知晓度降低，公众出现问题，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在香港和台湾，有不少公益性的广告，会进行心理方面的宣传，告知公众，出现问题，该如何求助。”
破解
细化热线分类，招募义工参与
“政府的最初投入，仅仅只是开始，后续的运营和维系更重要。”浙江大学应用心理交叉学科研究中心一名教师直言。她在香港留学5年，是香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在她看来，心理热线的存在，非常必要。“即便如香港这样心理学发达的地方，人们仍对心理疾病心存忌讳。”热线，是一种迂回的方式，人们在出现心理崩溃时，手边就有“救命稻草”。
不过，“仅仅只有2个人，怎么可能支持一台自杀干预热线？”在香港撒玛利亚会自杀会，除数名专职人员外，仅热线部门的义工就有200人。
义工，则定期招募。“先考试，通过者再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她说。培训考核通过者，会拿到一张资格证，才能正式上岗。
接线员的排班，颇有讲究，“每三四小时就轮换一人。”因为，连续面对求助电话，“会引起情绪的波动，不适合继续工作。否则，对于个人和求助者，都不利。”
至于义工的流动，徐方忠认为，不用担心。“在香港，义工是一个稳定的群体。政府会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保障，以及将来可以享受到相应的福利。”这些，恰是激励义工长期服务公益的保障。
在侯公林看来，这样的中心应该相对独立，交由社会民间组织运作。而政府，则每年定向拨款。同时，企业及社会可进行捐助。
对此，徐方忠也表示赞同。他说，在香港等地，民间基金会非常发达，会为自杀干预中心等社会公益组织捐款。
“香港的24小时热线，非常细化，有自杀干预热线，有女性热线等。”浙江大学应用心理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这名教师表示。
其实，这样的细分，已在杭州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负责人的构想中。他说，“可以分设不同栏目，针对不同群体，青少年、老年人、婚姻家庭问题等。我们还可以请婚恋专家、儿童专家电话‘坐诊’。”
2004年至今的93592个电话中，有自杀意念的，占5%；高危电话(已实行自杀)，占0.5%。“自杀高危的电话，占比并不多，这路热线可以单设。”他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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