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抛出信访排名制度正在取消的消息，一时引人瞩目，人们欢呼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正在进行。更多媒体的报道也印证，自今年3月开始，许多地方确实没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随后，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士向媒体证实，目前对各省份的排名通报制度已取消，各个省市对地市级直至区县级的改革工作正在逐步推广过程中。
只不过是一项类似于小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名而已，舆论何至于发出如此的欢快之声？据说，这个排名，最初也是用心良苦，它旨在督促各级政府解决访民反映的问题。但问题是，一方面中国正处社会转型期、矛盾突发期，强制性的排名难免忽视了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现实困难，强化了他们以非正常手段压制信访的冲动。另一方面，很多访民面临的问题，本就有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乃至有权力寻租在其中，他们压根就不希望有信访这一反映民意渠道的存在。
于是，信访问责在经历“一定范围内通报”、“按排名通报”乃至与政绩和官员升迁挂钩的种种变迁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对越级信访人员劳而教之、“黑监狱”关之、“精神病”化之的越轨之举也就层出不穷，从而带来了一面我们高分贝宣称保护公民信访权利、一面又对访民围追堵截的颇具讽刺意味的画面。从这个角度，现在信访排名制度消退，这是顺应民意，访民正当反映诉求的权利也有望得到更人性化的对待，公民信访的渠道也有望更加顺畅。
但是，你排名不排名，信访量都在那里，访民的诉求都在那里。排名的政绩压力消除后，基层政府解决访民反映问题的动力机制又在哪里？这恐怕是更大的问题。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积极尝试“网格化”、“老娘舅”、人民调解等种种做法。此外，也有很多人建议在信访排名取消后进一步促进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以法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向信访领域“溢出”的问题。但究竟如何应对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局面，如何在发展和稳定之间求取平衡，这还需要在信访排名取消之后作更深入的改革。
而站在国家治理系统的更高角度，信访排名制度的消退，无疑又是政绩“指挥棒”系统的一次优化。近来，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一股优化政绩“指挥棒”系统的“正能量”。比如，很多地方主动降低GDP增幅，降低GDP在政绩考核中的分值。再比如，一些地方提升了生态建设在政绩考核中的分值，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不断提升环保投入的底线。这种一减一增，使人不禁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想当年，多少官员以地方GDP高歌猛进为荣，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却以淡化GDP为新潮。这背后，实际就是政绩“指挥棒”系统的优化升级。这种优化，本质上反映出我们的发展观更加成熟、更加科学、更加以人为本。
从这个角度，信访排名制度的取消，本质上也是对政绩“指挥棒”系统所作的一次“减法”，就是把以往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或制度“减去”，防止人民群众利益保障体制的异化。只有真正从一味蛮干的GDP崇拜中摆脱出来，从增长压倒一切的扭曲体制中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也才会真正强大。愿施政者能知民之疾苦，让取消信访排名这样的得民心之举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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