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毕飞宇、著名戏剧导演郭小男、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做客《人文大讲堂》。
浙江在线12月04日讯 毕飞宇、茅威涛、郭小男。一位作家，一位小生，一位编剧。不同艺术领域的他们，为什么会同在人文大讲堂上？
其实三人间都有交集：毕飞宇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推拿》，刚被郭小男搬上话剧舞台；茅威涛和郭小男更是夫妻档，最近一次合作《江南好人》，让演了一辈子男人的茅毛终于穿了回红妆；茅威涛则总是缠着毕飞宇，“你都写了《青衣》了，啥时写个《小生》呀？”
不过，他们3人并没来一场文学和戏剧的碰撞，而是聊起了故乡和童年。
因为继《推拿》之后，时隔5年，毕飞宇又推出畅销作品，不是小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记录他对“文革”期间的童年、少年生活的回忆。这段成长经历给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带来养分。
同样对于茅威涛和郭小男而言，他们的艺术曲线也与他们的故乡和童年密切相关。
毕飞宇：《青衣》与童年的召唤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看戏，几乎是晚上唯一的消遣。全村的人搬着凳子来围观，孩子们都喜欢往上爬。然后会有人说，戏开始了，于是简陋的灯光一打，零散的音乐响起，台上台下两个不同的时空，就这么面对面了。
长大后，1991年，我拜过一位老师，学声乐。她是南京人，做派极不讲究。有一次她去演唱，上台前，她褛着背，走路都软绵绵的，等她拿了话筒，撩开上台的红幕布，只见她的脚明显直了一下，整个人都精神起来。她像一个真正的明星，光芒四射。唱完了，钻进红布里，她腿一软，又成了一个普通的妇女。
这太不可思议了。童年时代那些简单的戏，给我带来了享受和冲击。我知道它在召唤我，所以我35岁的那一年，写《青衣》，也是命中注定的事。
写完《青衣》以后，许多人问我，你很懂京剧？我真的不是很懂。我仅仅依靠家里面《京剧知识100问》写了这个(小说)，只想体现出我对另外一个空间的遐想，体现出我对现实空间上舞台变成虚拟空间的痴迷。
《青衣》这个小说写于1999年12月。一个下午，我来浙江看戏，冯洁(茅威涛在小百花越剧团的同事)陪我看戏。
她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写跟你们戏剧相关的小说，是京剧。当时我已经写了1万多字。她指着台上的红布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是大幕。她又问那个大幕对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不知道……
我决定那1万多字不要了，重新写。把一个个概念解释清楚，我才发现我找到了《青衣》。
《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也是。这本书对我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跟自己扳手腕。第一，面对任何一个人的童年或少年，他在回想过程中，肯定会包含很多情感。第二，成年之后，回顾“文革”时期的童年、少年，像我这样一个特殊家庭，这里有强烈的苦难意识。这是另一个情感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思考，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哪？我告诉我自己——真实。
小说家的真实是逻辑真实，但这本书的麻烦在于，除了逻辑真实还必须事实真实。也就是一个孩子在他七八岁，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苦难意识到底有多强？如果把今天的苦难意识和反思，强加到那个时候去的话，反思性会更强，但在真实性上是有代价的。人家会怀疑你。对我来讲，如何控制情感，如何贴近那个时候孩子的内心思维，这是难点。那个时候，孩子在苦难里，可能是快乐的，可能是不理性的。但你又不能把今天的健全眼光强加到一个孩子身上。所以这个度，我必须控制好，为了真实。
郭小男：舞台上下的自我控制
我的童年，也和戏有关。
我们一家三代都在做戏。我母亲怀着八个月大的我还唱戏，一出生就跟着母亲到处演出，那个时候艺人哪能停下来。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妈演《泪血樱花》，当时她已经60多岁了。那是当时很著名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日本女人找30年前认识的中国男人。是个声泪俱下的戏。
我妈问我，儿子你坐在哪里，我说就坐在台下，她说你先不要说，回头娘指一下你坐在哪儿。我心想，怎么可能，黑压压的观众席，怎么可能找到我坐在哪里。结果，她真的找到了。
中国戏曲的绝活，就在于自我控制。
我导演话剧《推拿》。这个题材正常人受不了，我看《推拿》也在哭。所以我们排戏常常哭一会，包括我自己，哭一会，大家出去抽根烟，聊聊，回来接着往下排。
导演的理性和感性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导演一定能把控住自己，我不能跟演员一起去泛滥，要不这个戏准出错。
茅威涛：我生长在养蚕织布的地方
桐乡的一个小镇——梧桐镇承载了我整个童年记忆。
毕飞宇的故乡在苏北，我的故乡在江南。其实苏北和江南在地域文化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两个场景特别有共鸣。
一是游泳，我在运河里游泳。我的故乡就在运河边上；二是养蚕。我奶奶是地道的小镇百姓，过着农居式的生活。我们有地，有自己的养蚕房，有织布机。我会织布。我13岁离开故乡，18岁到杭州，我的童年记忆是完整的。
龙应台有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在台湾的小渔村里长大，她很不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贫穷。后来她到德国，生下两个混血孩子，在那里，她突然意识到那个小渔村对她的重要性，那是她生命的“锚”。那个“锚”定住了她的价值观，使得她读完大学走上社会时，面对权利，面对欲望，面对浮躁，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清晰的洞察力，始终保持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我的“锚”，也深深扎根在故乡。它让我知道，质朴和谦卑。因此到了今天，别人问我，你为什么会成功？我就用了两个字“谦卑”，是我的职业才让很多人认识我，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
我可以体验陆游，感受张生，扮演梁山伯，但是我始终是茅威涛。
我的梦中，常常出现一片油菜花。我父亲文革当中挨打了，我那个时候是家里最小，我妈妈怕我说漏嘴，就跟我说任何人问你爸爸在哪里，你就说爸爸到上海看病。如果你告诉他们爸爸在家里，就没有爸爸了。
从此我常做一个梦，梦到有人来敲门，我们打开窗户，把门板卸下来，搁在窗户上，把我爸爸运到油菜地里。跑着跑着就像电影，最后哗一下变成一片光明，没有了。
我希望有一个空间，可以还原这个记忆，那就是舞台。希望将来在我的戏里，除了纺车，还有一片油菜花。(转身向郭小男)这个要郭导成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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