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金融立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笔者认为，这部条例的出台，既是温州金融改革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反映，也堪称地方金融法治的示范和样本。
这次条例的出台，首先是法治地方化的有益尝试。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立法权微弱，金融立法尤其如此。理想的法治状态，就是法治的统一性和地方性的有机结合。从中央层面来讲，《立法法》规定，基本的财政金融制度，属于中央的立法权，这就是法治的统一性。但是，由于中央立法不可能规定金融活动中的一切细节，决定了地方进行金融立法，有较大的可为空间，这是法治的地方性使然。浙江民间资本丰富，金融创新活跃。但是，近年来浙江在金融领域也存在很多让人困扰的难题，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仍然防不胜防，直接危及社会稳定。温州金融改革，为地方尝试进行金融立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契机。这部条例的出台，说明地方能够在法治的范围内，从地方的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立法，有效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弥补中央立法中的空白和疏漏，并反过来为未来的中央立法提供地方经验。
这部条例虽然有着温州金融改革实验的特殊背景，但细细审读这部条例，仍然有很多值得人们借鉴和思考的地方。《条例》从金融的本质着手，以地方的实践为基础，以统一的法治精神为指导，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地方金融运行和治理平台，凸显了地方立法的优势。
准确把握了金融的本质。这部条例从最基本的金融逻辑出发，整合了现行金融法、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条例》专章规定了“民间融资服务主体”，明确了民间资金管理企业、民间信息服务企业、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应的运行规则。这样，借助于这些中介机构，就相当于打通了资金供给方以及资金需求方的信息瓶颈，有利于矫正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达到促进资金融通的基本目标。值得关注的是，《条例》规定，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应当为公证处、担保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入驻提供便利条件，这为专业化的中介机构参与经济社会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体现了金融活动对于专业中介的高度依赖这一特点。因此，从全文来看，这部条例很好地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并从金融中介这个核心环节进行了立法，真可谓是抓住了民间融资管理中的“牛鼻子”。
准确定位了地方政府的角色。这部条例，在尊重法治统一性的前提下，对地方政府在民间融资管理中的角色进行了创新，其基本定位是非常准确的：第一，推动金融交易公开。针对民间融资中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金融风险、违法犯罪等问题，这部条例着眼于以公开、透明的机制促进供方与需方的结合。例如：《条例》对民间借贷中的强制备案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这样，在不设置新的行政许可的前提下，界定了民间借贷的信息公开路径。《条例》尤其突出对大额和涉及众多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提出了备案要求，重点解决生产经营中资金借贷中存在的问题。《条例》第14条规定，单笔借款300万元以上、借款余额1000万元以上、向30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需要到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对于不履行强制备案义务的，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有权改正或者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条例》对小额的借贷行为不加以干涉，体现了尊重市场力量，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契约精神。第二，强化分类监管。《条例》对融资方式进行了创新，融资活动不仅包括了一对一的融资活动，也包括了一对多的融资活动(如：定向债券融资、定向集合资金)，这就使得金融资源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配置，市场化的色彩较为浓厚，而监管部门也根据融资方式而采取相应的监管政策。《条例》规定，在温州注册登记、因生产经营需要、融资后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0%、融资期限在一年以上的企业法人，都可以通过定向债券向不超过200个合格投资者融资。对于民间借贷，采取备案方式；对于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则设定相应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第三，推动监管协同。《条例》规定，温州市及下辖人民政府建立与国家金融管理派出机构的沟通和协调，就体现了促进监管协同的理念。
注重维护金融安全。这部条例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的创新，在维护金融安全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条例》将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定向集合资金等融资方式均纳入统一的法治轨道，并针对不同的融资方式设计了不同的监管规则，突出了对民间融资进行系统监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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