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1月11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存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程开甲获得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10位科技专家和313项成果。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4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5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71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69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88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4项、二等奖161项；授予8名外籍科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获得国家科技奖的许多科研成果以民众需求为导向，解决了一批事关国计民生、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一批有代表性、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在连续三年空缺后，今年终于等来了它的新主人。由赵忠贤等人完成的“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研究”，确立了铁基超导体是新一类的非常规超导体，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激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探索和研究铁基高温超导体的热潮。
随着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出炉，2013年也成为了我省的“科技丰收年”。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我省共有26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我省为主完成的13项，参与完成的13项。
其中，以我省为主完成的13项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3项。
而在这次评比中，我省也创下了三个“之最”：我省为主完成的获奖成果为历年之最、高等级获奖成果数为我省历年之最、浙大为主完成获奖成果首次位居全国高校之最。
人物脸孔
张存浩：一生报国矢志不渝
作为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中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
面对科技界的不正之风和弄虚作假，他推动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赢得社会赞誉。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
昨天，这位86岁的老人赢得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的最大理想就是报国”
1928年生于天津，1947年获得中央大学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48年赴美，先入爱阿华州大学，后转入密西根大学，张存浩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然而，1950年，他刚刚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打响了。
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1951年春天，张存浩谢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
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多年中，张存浩的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激光领域的研究。
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高技术，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很大，而这项工作又需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对张存浩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改行”。
“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存浩坚定而从容：“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
“我是一个有激情的人”
多年在大连化物所从事一线科研工作，张存浩认为科学是一个充满惊奇与惊喜的世界。他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有激情的人。
1986年到1990年，张存浩出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
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目负责人，但取得成果和获得的各种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学生和合作者。学生解金春博士回忆说：“获首届吴健雄物理奖的那篇论文，张先生排我为第一完成人，把自己排在最后。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
张存浩说：“6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
一生都在围绕国家需求搞科研的张存浩，虽已年迈，仍不忘科研事业和指导年轻人。他说，时代发展了，应该在“国家需求”与“自由探索”间找到一个比例的平衡。
如今，他不顾年事已高，仍活跃在科学研究最前沿，继续追寻着他那强国富民的科学报国梦。
程开甲：中国“核司令”
50年前，中国西部的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
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院士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以及30多次核试验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昨天，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以身许国，建功核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
1960年，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到了北京，他才知道，钱三强亲自点将，将他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1962年，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死亡之海”罗布泊，到回北京定居，他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献给了茫茫戈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而据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
此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断取得新突破。1966年12月，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78年10月，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置生死于度外，不懈求索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
有一次，程开甲来到一个施工现场。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极力劝阻。程开甲却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他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
经过不懈奋斗，程开甲带领团队，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的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导并推进了我国核试验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支持了我国核武器设计改进。
对于自己获得的很多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浙江之“最”
我省为主完成的获奖成果为历年之最
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成果总数在2012年削减12%的基础上，继续削减5%。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基础上，浙江省获奖成绩依然优异。
据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宏理介绍，2013年，我省仍有13项为主完成的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比2012年还增加了18%，创下我省为主完成的获奖成果为历年之最。
而在王宏理看来，这一数字的背后，实质也反映了我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成绩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举个例子，飞机装配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引以为豪的飞机数字化装配技术来说，我国仍在大量采用基于固定型架的落后装配方法，装配质量低、效率低。但西方发达国家对飞机装配技术一贯采取严密的封锁政策。如何才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垄断？浙江大学柯映林教授的团队经过多年研究，于是有了创导我国飞机装配技术新发展模式的《飞机数字化装配若干关键技术和装备》。
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获奖的科技成果中，多数为产学研合作完成。据省科技厅统计，在以我省为主完成的获奖成果中，技术应用开发成果前三年累计新增加产值已达600多亿元、利税100亿元。
高等级获奖成果数是我省历年之最
王宏理把2013年称作浙江的“科技丰收年”。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不仅今年浙江的高等级获奖成果是我省历史之最，而且成果涉及智能控制、现代医学、新材料、环保保护和现代农业等各领域，有14项是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科技成果。
土壤污染曾是2013年我省的一个热点。对于任何人来说，土地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重要物质之一。而围绕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重大需求，朱利中教授团队的《典型有机污染物多介质界面行为与调控原理》中的部分成果已成功用于南京等地有机污染物场地土壤修复工程。
我国是肝病大国,肝病已成为严重威胁国人生命健康比较严重的疾病之一。而重症肝病的严重表现，例如，肝昏迷等更是让病人吃尽苦头。而李兰娟院士团队历经14年艰苦攻关，研究了《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找到了重症肝病治疗方法的新突破口。这也是今年浙江两个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之一。
另一个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平台研究与应用》，也是经过10年的锤炼，才将现代工业的大脑-自动控制系统，从外国企业手中“夺”回，握在自己手中。
浙大为主完成获奖成果首次位居全国高校之最
在浙江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的26项科技成果中，浙江大学就占了18项，其中为主完成的科技成果就有11项获奖。不仅首次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名，而且分别比第二、三名获奖成果数多3、6项，也为我省此次取得最佳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上述的科技成果中，大部分是产学研合作完成的科技成果。
例如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的成果《钕铁硼晶界组织重构及低成本高性能磁体生产关键技术》。钕铁硼是最重要的稀土功能材料，也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关键基础材料。经过10多年的产学研合作研究和开发，才设计与合成了新晶界相，取代了传统生产工艺，而成果已经在浙江多家企业得到应用。
浙江骄傲
项目：重症肝病诊治的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人：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领衔团队
重症肝病肝移植受者
5年生存率提高到80%以上
肝病，尤其是重症肝病，让人谈而色变。
我国素有肝病大国之称，据统计，我国的各型病毒性肝炎，以及脂肪性、酒精性、药物性、免疫性肝病等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
换句话说，每13个人中，就至少有1个肝病患者。部分患者病情演变，往往进展为肝衰竭、肝硬化、肝癌等重症肝病，让病人吃尽苦头。而重症肝病也因为病死率高达80%而成为公认的国际医学难题。
以临床危重症肝衰竭来说，病死率高达60%-80%，是临床诊治的难点。如何降低病死率和治愈好转率成了最大难题。
李氏非生物型人工肝(Li-NBAL)正是根据肝衰竭的不同病因、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针对性创建出来的。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李兰娟的率领下，浙江大学附属一院应用Li-ALS至今已成功治疗重型肝炎5000余例次，显著提高了重型肝炎肝衰竭的疗效。重型肝炎肝衰竭患者抢救成功率显著提高，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21.1%显著上升至88.1%，慢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由56.6%显著上升至84.6%，开辟了重型肝炎肝衰竭治疗新途径。
而李氏人工肝系统的创建，更是已经让全国31个省市的10万名肝衰竭病人得到及时治疗，急性、亚急性肝衰竭治愈好转率11.9%显著提升至78.9%。
对于人工肝来说，生物反应器是核心装置。它就像一个“保护神”，不仅为肝细胞提供生存环境，也保护肝细胞避免宿主免疫系统的损伤。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生物反应器在李兰娟团队被研制出来。而同时被研制出来的还有国内首个正常人源性永生化肝细胞系-HepLL和可逆性永生化人肝细胞系-HepLi4，这也意味着人工肝又有了新的细胞源。
在14年的艰苦攻关历程中，由李兰娟团队首创的东西还有很多。例如李氏人工肝联合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病的新方法，就让重症肝病肝移植受者5年生存率提高到80%以上；创建重症肝病肝移植评估与预警体系，发现一系列新的分子标志物，实现肝癌肝移植杭州标准的新突破，将肝移植人群比例扩大了37.5%。
项目：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平台研究与应用
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人：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孙优贤院士课题组
控制现代工业“大脑”
三年创造经济效益72.9亿
自动控制系统，是现代工业的大脑。这颗大脑，可以决定什么？企业的生产规模、生产成本、产品质量以及生产安全。
这意味着，谁的大脑更“聪明”，谁就更具市场优势。这颗大脑，如此重要，当然得握在自己手中，又怎可轻易拱手让人？
可是，我国高端控制装备领域，90%依赖国外。“设备的‘身体’进来了，‘大脑’还在人家手上，我们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孙优贤说。
“大脑”在他人手里，这意味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整个瘫痪，被人操控。比如，2010年，伊朗核电项目，就遭受病毒攻击。它的高端控制大脑，非自主研发，而是引进西门子装备。
这个病毒非常厉害，能控制关键过程并开启一连串执行程序，最终导致核电设备自我毁坏。
2003年，以孙优贤为核心的课题组团队形成，目标在于攻克“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设计开发平台研究与应用”的中国难题。
高端控制装备，主要分为三部分：硬件平台、软件平台、先进控制与优化平台。
“硬软件平台，是基础。基础技术自主可控后，就可根据不同市场需求，进行再开发。引用别人已封装的技术，则缺少再开发、再提高的自由度与可信安全的基础保障。”项目技术负责人、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文海研究员说。
高端控制装备及系统的先进控制与优化平台，则一直是课题组主要成员、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杨春节教授与刘兴高教授的研究主攻方向。
目前，课题组研发的平台与系列产品，已有2500套成功应用于大型高炉TRT装置、空气分离装置、火电机组、化工、环保及各行业工业装置。其中，还包括出口至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多国。
近3年，装置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新增产值189.1亿元，创造经济效益72.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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