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视点看，长三角地区可谓中国非公经济的一块高地，而浙江可谓长三角民企与民资的“双重核心”。空间经济学理论揭示，一个核心区域的向心力与该区域所集聚的关键要素的相对收益率呈正比。理论分析把资本与劳动“捆绑”在一起，现实世界二者则是相对分离的。资本与劳动的空间流动性不完全一致。两类要素中，资本最为关键，其空间流动性也最强。在一个“网银”和各种形式离岸金融网络链接的全球化新阶段，资本能够以光的速度流动，越来越不受距离和国境的限制。
中国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但不同所有制主体掌控的资本的流动性不同。一般地来看，民间资本多半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因而比之国有资本的流动性要高很多。这意味着，一个地区集聚的民资与民产越是多，资本空间流动的概率就越是高。接下去的寓意是，像浙江此类民资、民产集聚核心，目前以及接下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本与投资的向心力逆转，是转型升级的虚置而驱使资本外流。进而是产业“空心化”。
全球空间视野看2014年浙江区域经济，民间资本与投资的向心力强弱变化当是个重要线索，防止民间资本外流甚至外逃当是个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同时，中国经济的减速与相对低速已成定局，中小企业PMI的持续低迷和总的PMI回落，则意味着资本的向心力在相对减弱。首当其冲的是已经遭遇投资与融资“双困局”的民资、民企。
当然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实际上，除了上述中外经济此消彼长引出的资本向心力相对变化而外，中国内部尚有多个变数，不同程度地改变着中国尤其是浙江民资民企的向心力。所有变数中，三个首当其冲，最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第一个是证券市场与区域房地产市场变数。过往30多年中国对外开放方面的一大支柱是对外直接投资。先是引进来，利用1万多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外资经济部门。后来是企业“走出去”，搞了数千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时至今日，到了关注间接投资的时候了。就我国经济尤其是浙江经济最近十多年的情形来看，股市的断续扩张和房地产的持续升温，吸附了巨量的民间资本，其中房地产业不时发挥着“准金融”功能，成了民资的重要载体。目前处在一个转折点：对房地产泡沫的预期和担心，削弱着这个行业的“准金融”功能。股市的一蹶不振，在将大量民资驱入非正规金融系统的同时，部分丧失了融资功能，进而丧失了向实体产业输送资本要素的能力。这个意义来看，2014年中国股市动向，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包括浙江在内的许多区域民间资本的流向。民间资本的空间异动，将牵动着浙江经济最为脆弱的系统。
第二个是人民币汇制改革和汇率走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外，外加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将直接搅动浙江民间资本空间流动的神经。可以预料的是，美国经济提速与美联储缩减直至停止QE(量化宽松)，外加欧盟经济走出主权债务危机阴影，直接的效应将是美元与欧元两大储备货币的强势回归。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加上早几年已经铺开的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无疑将极大地便利资本的跨境流动。在内外资本向心力角力中，人民币汇率将起到巨大的杠杆作用，同时将发挥“双刃剑”效应：升值将有利于吸引外资，强化资本向心力，但却会伤着外贸出口；贬值则可能刺激资本外流，弱化资本向心力，但却有利于增强出口竞争力。后者则可能转化为产业向心力。变数对于资本向心力影响如何，关键得看汇率变化“双刃剑”综合效应。
第三个是上海自贸区一揽子改革试验的“邻居效应”。早先笔者曾写过，上海自贸区并非一般意义的出口加工区或自由贸易港，而是一块“深化改革的试验田”。它在对外经济方面承担的使命，也非一般自贸区那样，即以扩大出口、创汇及增加就业机会为要义，而是推动双向贸易、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及实施与一般市场经济接轨的各种企业注册与管理体制。作为紧邻上海而同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浙江省域经济而言，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试验的“邻居效应”将是即时的。别的不说，单就上海自贸区率先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等改革，就足以形成一个跳板或者“飞地”，方便周边省域民资进出，加剧与加速民资跨境流动。对于浙江民企流动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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