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5月20日，我在本专栏中撰写“‘新常态’及其适应”一文，谈了我对新常态内涵的把握，并对如何适应新常态提出了思路性的建议。本月8日，我有幸又参与了“新常态下，问路浙江民资”的“经济四人谈”节目，对此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
投资是经济活动的起点。眼下，不少浙商经常问及，今后我的投资到底向何处去？在此，不论具体行业、也不论单个项目，仅从宏观的角度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就四个方面谈点看法：
一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央要求振兴实体经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千万不能狭隘理解成，搞金融就是不务正业，那可是大错而特错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当今货币经济条件下，任何实体经济的运行都离不开金融业资金的融通和流转，只有傻瓜才会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维想问题、找办法。中央要反对的，是脱离了正常比例关系所需要的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是过高的杠杆率和一夜暴富的投机炒作，那和我们要鼓励的机制创新的互联网金融、主体创新的民营银行、渠道创新的直接融资，并不是一码子事情。至于讲到房地产，那些高大上的别墅和“时尚小区”是过剩了，房地产业的所谓“暴利时代”是过去了，但那些适应“刚需”和顺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商品房及面广量大的保障房、养老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呢！房地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会是中国的一大支柱产业。
二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中央力推信息化，以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异军突起、纵横捭阖，BAT之类的互联网公司攻城略地、如日中天，而传统产业则看似夕阳西下，一众企业门庭冷落。究其实，这世界上少有“死光光”的传统产业，只有“见光死”的传统技术。就拿加工制造来说吧，从自然资源变成满足人类所需的各种产品，必经漫长的加工制造过程。其中既有农耕时代的手工加工制造，也有工业化时代的机器加工制造，更有信息化时代的智能加工制造。但无论如何，加工制造终究不会消亡，消亡的只是笨重、低效、污染的粗放技术和方式。浙江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加工制造业规模，其中是会有一些企业在积累了足够的人才和技术后，转去投身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但作为大头的传统加工制造企业，仍会在这个领域坚守，并通过数码技术和网络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续写百年基业的新篇。
三是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按照通常的理解，发展意味着增长，而增长又意味着投入。因此经常在企业家那里，听到“一分投入、一分产出”，“大投入、大发展；小投入，小发展；没投入，零发展”的高论。这本来也没有错，但如果仅仅是将这投入理解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那就大有偏颇了。自孙冶方不应“复制古董”的理论提出以来，国家就把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了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两类，并特别鼓励后者。因为后者可以不新征用土地，可以部分地利用原有的厂房、设备和人员，从而达致投资省、见效快的集约式发展。如今来看，这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省钱问题，主要是我们即便愿意花钱，恐怕也买不来我们想要的、那么多的土地、矿产和环境容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存量规模已然全球第二，而大量工业产能已是全球第一，而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却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世界工厂”的桂冠，早已是中国资源环境的“不能承受之重”，再想依靠平面扩张只能是“死路一条”。明智的选择，就是借助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类似意义的城乡有机更新，主要靠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创新型要素的“软投入”，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是就地发展和“走出”发展。产业梯次转移是个普遍规律，就像当年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大量转来中国一样，随着中国制造成本的有增无减、全面高企，大量的制造产业也会“走出去”。浙江作为中国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当是中国产业“走出去”的“第一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这些年来浙江制造业的“空心化”，恐怕也是规律使然，人力奈何不了的。在此大背景下，浙江制造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如前所述的将传统制造提升为智能制造，再就是“走出去”，以转入地的“成本洼地效应”，结合易地技改，继续产业的发展。而作为浙江本土来说，应对之策也是两条：一是“腾笼换鸟”，腾出的空间用于发展新经济、新产业或高端制造，再就是在制造环节“走出去”的同时，将“微笑曲线”两个“嘴角”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服务化”，作为总部经济的内核保留下来。为此，浙江全省的城市化必须提高质量和水平，服务业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配套。
(作者系浙商智库专家、区域经济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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