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18人被双开来说，中纪委16日通报的两位副省级官员处理结果，算是一种少见的方式。一个从江西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的职务上直降为科员，一个在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的位置上贬至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与张田欣，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定性，双双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场过山车。

　　官员降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去年黑龙江副省级官员付晓光，就因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最后获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去年底中央第八巡视组对广东巡视通报称，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其中降职8人。

　　这次被降职的两位副省级官员，其中赵智勇几乎一降到底，整整降了7级。有网友戏谑，赵智勇这回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了。

　　其实这话不是太准确，被降到科员位置上的赵智勇，看上去坐到了“跌停板”的地上，但官不是了，员还在，还是体制内人民公仆中的一员，离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还有着干部退休金保障等诸方面的区别，有着旱涝保收的饭碗，甚至与官级悬在半空中的张欣田一样，有着咸鱼翻身、起死回生的机会和空间。按照“组织上培养一个领导干部不容易”的“宝贵财富观”，降了再升、甚至升得更高更快的官场范例比比皆是。毕竟，他们的处理意见上，并没有白纸黑字写上“永不提拔”的定论。

　　民间对于两位高官从升降机上一个滑到半截、一个跌到底部，但没被扒光官服的降职处理，无法找到可以公开的数据或者事实依据，人们只能通过中纪委的通报措词，寻找可能的尺度边界。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通报中并未现“巨额贿赂”等其他问题官员几乎人人都有的定性，当然，也没有“通奸”、“情妇”、“生活作风”等床笫上的定论。唯一可以想象的空间，便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

　　据说6月3日通报赵智勇涉嫌违纪被中央免去职务时，对赵智勇还采用了“同志”的称呼。熟悉官场用词的人们，能够在这个称呼中，感觉到一种明显的、政治上没被判“死刑”的温和。这次的通报，虽然未再出现“同志”的称谓，但只将职务一竿子撸到底、未将他剔除出人民公仆队伍，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百般掂量过的。

　　两位原省官没被双开，比较合理的猜测是，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止于违纪程度，还未达到违法的地步，因而未移送司法机关，只作党内处分。

　　也因此，网络舆情对于两位省官的处理结果，表现出相对比较集中的支持声音。许多人对于量纪而刑、不一棍子打死的处理方式，持赞赏的态度，觉得可以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于在位的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种警醒和鞭策。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让这些病得不轻的领导干部回到群众中去，让群众用秒杀般的眼光戳他们的脊梁骨，让他们彻底尝到失去权力的痛楚，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还让他们体会到了精神上的刑罚。这是一种带有过度猜测、甚至带有某种精神胜利的心态。他们中，当然也包括了很多对中纪委监察部门近年来反腐风暴的硬汉表现，持有恒信和信心的坚决支持者。

　　但是如你聪明者所知，并不是所有网络情绪都能在网络上得到充分的展示。首先就是对于两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省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在透明度上，就是民众难以绕过去的一道心理门槛。两位省官，既然谋取的是私利，那么，这个利，到了哪个份儿上？法律与党纪对于这个利的杠杠，划定在哪个数目？

　　其次是民众对于官员的道德门槛，也有一种可能与组织认定不一定完全对等的心理设定。很多民众觉得，一个受党教育这么多年的高级官员，一个在大会小会上教育下属和人民群众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清纯的为人，自己背地里却头脑一点都不含糊地利用职务谋取私利，这样的官员连一个普通群众的觉悟都没有，甚至在欺骗组织欺骗群众，让他们继续留在人民公仆的队伍里，究竟是给他们一个软着落的面子，还是扇人民群众一记道德耳光？

　　再次便是“以权谋私”为什么不能成为官场明规则的制度高压线？成为一票否决、一撸到底的官职生死底线？

　　没有一个透明的事实兜底，没有一个官场伦理的条条杠杠托底，没有一票否决的底线，靠一纸通报的字里行间揣摩一个官员究竟是违纪还是违法，到底是巨贪还是小占，这种关起门来办案的方法，难免会给民众造成遐想的空间，也会给反腐尺度带来舆论的被动。

　　让群众明明白白看到问题官员的违纪违法证据，既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标准和底线，也是满足公众知情权、评判权、甚至监督权的一种良好姿态，更是对问题官员更负责任的态度。即便是采取组织措施，也应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官员违纪问题上，让公众看到这种组织措施，是得当的，公正的，既没过当，也没轻拍。若此，民众对于这些官员的落马，会给纪监部门，给反腐倡廉工作，打出更高的分数。

　　（特约评论员 刘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