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舍生活
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哲学系教授冯钢,经济系教授叶航……在30多年前的黑白毕业合影里,他们一个个都是青涩水嫩的模样。
时光倒转,1978年文二街附近那些摇曳的芦苇,露天电影场的水泥凳,男生宿舍的“贵族包厢”,红太阳广场的交谊舞会,和邓丽君、喇叭裤、电子手表一样,是他们青春岁月里迎接前所未有的开放新时代的热血印证。
36年过去,那些生活的细节,至今仍印在罗卫东等人的脑海中。78级政治系的学生从工厂、军队、学校奔涌而来。那个时代以其独有形式,影响着这一代人的外在以及思想。
男生宿舍的“贵族包厢”
杭大78级政治系,男生宿舍2楼有一间著名的“贵族包厢”。
“包厢”里的“贵族”,包括冯钢、叶航、赖金良、杜曙光……还有15岁的“小萝卜头”罗卫东。
他们多是杭州人,许多人还领着工资上学。入校的时候,叶航已经在玻璃厂上了5年班,冯钢则是工艺雕刻厂资深工人,只有罗卫东是“纯种”的学生。
30多年前从工厂里考上大学的天之骄子们,只要超过5年工龄,就能享受国家给予的带薪入学的优厚待遇。
所以,这些每月领着30多块工资的上班族,在“无产阶级”学生族眼里,俨然就是高大上的“土豪”。而这些杭州本土学生,原本没有宿舍,当学校终于腾出一间屋子供他们休息,“贵族包厢”的名号就此传开。
“包厢”里的哥们兄弟情深。冯钢记得,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课,教室里课桌上已经有一杯泡好的茶。
这是杜曙光同学,早上6点起来,专门跑到教室为他泡的茶,然后他就回宿舍继续睡觉了。
杜曙光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冯钢的课堂笔记做回报。
而当年宿舍里年纪最小的罗卫东,则被身边这些普遍大他10岁的大哥哥们“关爱有加”。
如今的浙大副校长,当年被一致推举为“寝室长”。他的职责是:扫地、打水、干杂活。冯钢总是跟罗卫东开玩笑:“你的履历表上一定要写上,曾经当过‘寝室长’”。
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男生们“一起追过”的女神,而78级的杭大男生上演的故事,更有喜剧效果,因为那个女孩,真的是大家“一起追”的。
起因是一个同学恋上了经济系的女生,可是他有点自卑,就把大伙叫到一起商量对策。
“既然是哥们,当然该出手时要出手。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冯钢说,“有人负责盯梢,跟踪目标;有人负责公关,通过老乡关系,找到那个女生的闺蜜获取情报;而我被分到的任务,是写情书。”
冯钢不负“才子”的名声,一个晚上写出八封情书,一个个信封套好,“我嘱咐他,每三天寄一封。”
情书居然可以批量生产?
冯钢偷笑:“秘诀就是,随便翻开一本诗集或小说,摘抄几句。什么风在吹,柳在飘。其实吧,关键不在于你怎么写,而是看信人的心情。写了什么不重要,她读出什么才重要。”
这个秘密在多年后才被踢爆,得知真相的女主角气得牙痒:“你们太坏!”
当然,在后来的同学会上,这个经典段子每次都让大家笑抽。
而寝室长罗卫东在哥哥姐姐们谈恋爱的时候,另有“奇用”。那时身高只有148cm的他,看起来完全像个孩子。学校不许学生谈恋爱,男生和女生偷偷约会的时候,喜欢把“罗小朋友”带上,给他买一根冰棍,罗卫东吃着冰棍在草丛里捉虫子,顺便充当挡箭牌。
邓丽君,喇叭裤,电子表
30年前,杭州城里最潮的时尚中心,不在唯一的百货公司——解百,而是红太阳(现在的武林广场)夜市。
这里聚集了各路小商贩,卖的是从台湾和香港走私进来的潮货。电子表,喇叭裤,带函数功能的计算器,以及各种原声卡带,是最受欢迎的东西。
当时,邓丽君的原声卡带价值15元,相当于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一卷空白磁带也要卖8元。这对于学生族不啻是天价,因为一顿饭才1毛钱,一包烟8分钱。
所以,每当男生宿舍的“贵族”从红太阳买回邓丽君的卡带,这盒磁带在一天之内就会被翻录40多次。冯钢家里那台4个喇叭的录音机,堪称奢侈品的极致,据说,他当年为了买这台录音机,花光了存折上的钱。
冯钢的“潮人范”,从30年前的同学合影里就可见一斑。在一群平头中山装里,他的分头、夹克、喇叭裤鹤立鸡群。
“要说时尚,我们比明星的速度还要快。”冯钢有点得意,“当时最潮的东西都从厦门、福建那里进来的。一到暑假,我们就会往海边跑,直接到船上去买走私货,他们都拿麻袋装。给10块钱,可以抓一把电子表,那时就自己恨手小啊!”
因为穿着打扮太潮,冯钢毕业后去医大任教的时候甚至被门卫拦截过。“门卫看到我留长发,戴蛤蟆镜,穿喇叭裤,就把我拦下了,说,小流氓走开,这里是大学!我说我是来上班报到的,门卫惊得不行。”
露天电影,学生舞会
当年的文二街可不像如今那么繁华,走出杭大校门,周边就是农田了。
方圆几里内,只有一个面馆,杭大学生能在面馆吃一碗拉面,就是奢侈的享受。学校每周只有一次吃大排面的机会,每到这一天,食堂几乎被挤爆,系与系之间甚至可能打架。
至于娱乐生活,露天电影或许就是学生们最大的消遣了。
“露天电影场就在我们系边上,有个别寝室位置很好,走到楼道上就能看见银幕的背面,虽说电影画面是反着的,但是不要钱啊。每次放电影的时候,这个楼道都挤满人。”冯钢说,为了看场电影,那个时候几乎风雨无阻。
到快毕业的时候,学生舞会开始流行起来。每周六,学校都举办官方的舞会。
“我们自己也可以办,只要拿来自家的录音机和磁带,看哪个教室没人,就把桌子椅子往旁边一挪,就这样跳开了。”冯钢说,“因为有了舞会,我们这些男生才有机会认识外语系、数学系的女生。”
舞会上结识的外系同学,在毕业后许多年都保持着联络。
那时,红太阳广场的浙江展览馆三楼,每周日有文化部门主办的交谊舞会,但那是内部舞会,文艺院团的演员们可以凭票入场。
“这个难不倒我们,平时不是都在印杂志报刊吗?我们有油印机,按照真票的样子自己印出了假票!”冯钢说,“真票上还有印章,这个就是我的拿手了,我是雕刻厂的工人嘛,拿一个萝卜切开,和章子差不多大,自己刻一个印毫无压力。当时我做的门票以假乱真,一到周末就有很多男女生跑来跟我要票。”
这群“捣乱”的学生就这样每周混进舞会,后来终于因为人数太多,假票被查了出来。不过,那时候这群学生的舞技已经不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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