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政人员强行靠帮登临非法捕捞渔船。

　　 浙江在线08月05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通讯员 卢艳）与往年相同，6月起我省进入全面休渔期，这是东海海洋伏休的第20个年头。为重现“海上粮仓”昔日繁盛的景象，我省启动了史上最严格的伏休监管制度。自2014年起到2020年，“一打三整治”、减船转产和“生态修复百亿放流”三大行动，将贯穿全面修复振兴浙江渔场的计划。

　　其中，“一打三整治”是指要依法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和违反伏休规定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开展渔船“船证不符”整治、禁用渔具整治和污染海洋环境行为整治。6月底，藉由“一打三整治”专项执法行动，渔场修复振兴计划打出了第一枪。然而，伏休期的东海并不宁静，在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他们有怎样的经历？这场“海上粮仓”的坚守之战，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海上执法追逐战

　　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友松最近很忙。“今年伏休期间我们已经扣押了287艘渔船，以前整个伏休期的最高记录是318艘，今年的力度，不同以往。”他说。

　　不走常规路线、声东击西、两艘执法船夹击、保持1海里距离用雷达跟踪……行动得多了，张友松琢磨出不少经验，“比如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海面上的渔运船，如果它出现了，周边海域一定是有可以收的渔货，伏休期间，能提供渔货的，十有八九都是非法捕捞船只。”

　　围捕行动多在深夜出发，历经数小时航行，在凌晨三四点钟赶到相关海域，打违法渔船个措手不及。“那些你看得到的渔船，追击起来也起码需要1到2个小时。”

　　海上执法通常的方式是渔政船向对方渔船靠近，靠拢后执法人员上船检查相关人员证件及有没有渔获物，然而，对方并不会束手就擒：在船舷上插手腕粗的尖头钢管、拒绝执法船只靠近，有些人还会直接割掉起了一半的渔网毁灭证据。但对渔业执法人员来说，最为难的是缺乏有效的执法手段。

　　“渔政船上一般配有水炮，但却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执法人员可谓是手无寸铁，很多时候，我们的执法人员只能不顾危险，飞身跳上对方船只执法，很容易出现伤亡。”张友松告诉记者，渔政执法人员并没有人身强制权，遇到严重抗法的“船老大”，只能联系海警或边防派出所协助，渔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职能亟需强化。

　　“三无”渔船拆解难

　　东海海面上捕捞乱象的另一个罪魁祸首是“三无”渔船。张友松说，目前浙江省共有2万余艘有证的船，无证的船有1.2万艘，这个数字意味着东海粮仓的渔业饭，有近三分之一的羹都被这些“三无”船只分去了。

　　“我们老老实实休渔，无证渔船却在出海捕鱼，这样的损失谁来承担？”面对守法渔民的疑问，各地也把严打“三无”渔船作为修复渔场工作的重中之重。本年度内，“三无”渔船数量较少的县(市、区)必须完成强力整治，数量多的地区必须要在下一年度前完成一半以上的整治任务，如果不能完成，第二年的涉海用地、涉海项目、涉渔资金一律不批不给。

　　本年度，全省拟取缔涉渔“三无”船舶4000余艘，占到现有“三无”渔船总数的40%，指标任务下达到宁波、温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其中，“三无”渔船数量最多的台州市，占到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本年度前必须完成近1500艘的取缔任务。

　　整治规定里也提到，凡是发现在海上捕捞生产的“三无”渔船一律拆解。张友松说，现在，“三无”渔船的拆解面临两个难题：从海上移送到哪儿以及扣押在哪。

　　“现在，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扣押场所，很多船只都扣押在租用的地方船厂里，伏休期间，各大船厂也要忙着整修渔船，并没有太多空间。”他说，一艘“三无”船舶从扣押到调查取证、行政复议到没收、公告等程序到拆解，整个流程需要将近9个月时间，而每艘船每天在船厂扣押期间的费用在800元到1000元左右，这笔昂贵的扣押租金将由政府买单，扣押场所缺失加上扣押成本的压力，在张友松看来，应该探索“三无”渔船的就地拆解等新方案。

　　“僧多粥少”几时休

　　现在，东海渔业修复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急剧衰落的海洋资源和迅速提高的海洋捕捞强度之间的矛盾。以大黄鱼为例，1957年，浙江的大黄鱼年产量曾达到近17万吨，现在却仅有0.28万吨，相对的，浙江渔船的总动力已由1985年的79.8万千瓦飙升至361万千瓦，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同时，浙江捕捞船平均马力数已达109千瓦，远高于全国38千瓦的平均值，“僧多粥少”的局面愈发窘迫。

　　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过低。在张友松的手机里，存着不少前段时间执法行动的照片，其中一张，非法捕捞渔船的甲板上满堆着刚刚捕捞上来的鱼，这里面的带鱼几乎只有两指宽，其他小杂鱼甚至只有拇指般大小。

　　“别看这些鱼小，但数量大，做成鱼粉、鱼饲料的利润也很高。”张友松说，伏休时节正是东海鱼类产卵、小鱼孵化和快速生长的时节，但有些非法捕捞者一网下去就能有几百斤甚至上千斤小鱼被捕获，如果不被抓到，伏休期间非法捕捞的收益将有上百万元，而现在对于有证渔船非法捕捞的罚款只有几万元，这样的违法成本并不能起到遏制非法捕捞的作用。

　　另一方面，2006年起，我国出台渔业柴油补贴政策，初衷是减轻捕捞渔民的负担，柴油补贴与渔船功率指标直接挂钩，以台州温岭为例，今年即将发放的柴油补贴有10亿元左右。然而，按功率指标来分配的柴油补贴却助推了不少渔民造船的积极性。为控制海洋捕捞强度，我国从1987年起就实行了严格的“双控”制度(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现在的渔船功率指标主要靠渔民间互相转让获得，实际功率指标价格一路飙升，比8年前翻了近30倍。

　　目前，我省海洋与渔业部门已提交了调整柴油补贴的设想，希望能通过从柴油补贴中切出一部分经费用于渔民的养老保险或者改善渔区的基础设施等方法，将这笔钱的利益点分散开，帮助渔民“上岸”，实现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渔民收入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