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0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通过论文投稿选拔的方式，汇聚于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他们自由发言、激烈争论、纵论国策……会议的成果影响了19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社会改革政策。有人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称为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第一声呐喊。

　　时值莫干山会议30周年，钱江晚报记者前往莫干山实地探访了当年那场会议的旧址，赶赴北京上海等地，采访了数位当年的与会者及研究者，试图还原那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湮没在“会海”中的莫干山会议

　　如同后来因失火被封存的主会场，隐秘在山林中

　　莫干山，天目山之余脉。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星罗棋布的别墅间，点缀着色彩斑斓的野花。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后的30年，同样是这个季节，钱江晚报记者踏上莫干山，重寻当年的足迹与记忆。

　　此刻，刘建林正在调整手机摄像头的曝光度，试图拍下初秋的通透天色。他是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大概12年前，作为新进员工的刘建林刚刚进入莫干山管理局不久，在一次接待任务中偶然听到了“莫干山会议”。但“莫干山会议”，即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他从未听说过的。　

　　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没有任何资料留在莫干山，书面、照片都没有，那次会议几乎被湮没在莫干山‘会海’之中。”

　　刘建林曾找到一些当年服务莫干山会议的老员工，但大多数人已记不清了。唯有一位当年负责与会人员餐饮的阿姨依稀记得，那些年轻人的胃口都很好，讨论到深夜，就跑进厨房“搜刮”馒头。到后来，山上的面粉都不够吃。

　　“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太少太少。”数年来，刘建林寻找到的记忆依旧支离破碎。

　　转折，发生在2010年。

　　那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的曹文炼，在一次来访中再度提及莫干山会议。 “曹文炼主任问及后，我对莫干山会议就更加感兴趣了。”刘建林说，那也成为一次让外界正式了解莫干山会议的契机。从那以后，刘建林便和同事一起，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杭州上海等地的图书馆跑，找寻各种资料，尝试着拼凑出那次会议的模糊面庞……

　　2012年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期间，刘建林接待了数位曾参加过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嘉宾。在这些嘉宾的回忆下，刘建林对一些当年的会址进行过走访。

　　“据我了解，当年参会人员中，很多都成为那个阶段改革时期的重要力量。”说着，刘建林便带着记者前往莫干山上一些楼房去参观。其中的将军楼、剑池山庄(原荫山饭店)等，都是刘建林经过核定，当年接待过参会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并自由发表见解、争论学术的地方。如今，这些楼群依旧挺立在莫干山半山腰茂密的山林中，大多维持着当年模样。可惜的是，当年被当作主会场、位于莫干山荫山街450号的基督教堂，在2001年的一场大火后被封存，隐藏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当时山上只有这里可以容下所有与会人员”，刘建林说。

　　会议主会场旧址。

　　从全国1300余篇论文中选秀

　　183名中青年学者专家等参会

　　在查阅莫干山会议资料过程中，记者发现，那次会议是完全公开的，和别的会议一样“普通”。会议结束后，所有手稿和资料都被与会者带走，几乎没留下丝毫印记。

　　当时，谁都没能很好地记录那次高调却又低调的会议。若不是近年来一些与会学者和专栏作家柳红的文章，它险些被湮没在历史之中。　

　　之所以说“高调”，是因为召开那次会议前，所有与会人员都是通过论文投稿筛选形式，面向全国选拔的。一些与会人员回忆，在当时几位已卓有成就的青年学者的倡议下，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这条新闻主要内容至今可以从一些留存资料中看到：《经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正是因为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国内有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被寄到当时承担会议日常组织工作的报社，当时的审阅稿件的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和周其仁。如今，这二位分别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那一年，被同学称为“拼命三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华生刚过而立，他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自己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了征稿启事。当时，他已在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3篇论文。怀着一分期待，他寄出了论文。

　　而在与钱江晚报记者的电话联系中，当年与会、如今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常修泽回忆，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当年8月中旬会议敲定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共计124人。其中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

　　就这样，除了被正式选为代表的124人，加之经济圈内专家、会务组和记者组等，实际上共有183人(徐景安回忆是170人)参加了那次被称为“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莫干山会议，并且规定会议期间不准游山玩水。然而，就是这么一次“高调”的会议，最终“低调”结束，几乎没在莫干山留下任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