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主会场旧址。

　　 浙江在线09月03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陈伟斌 黄小星 周立波）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通过论文投稿选拔的方式，汇聚于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他们自由发言、激烈争论、纵论国策……会议的成果影响了1980年代后期，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社会改革政策。

　　有人把这次历史性的会议称为中青年经济学家的第一声呐喊。

　　时值莫干山会议30周年，钱江晚报记者前往莫干山实地探访了当年那场会议的旧址，赶赴北京上海等地，采访了数位当年的与会者及研究者，试图还原那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湮没在“会海”中的莫干山会议

　　如同后来因失火被封存的主会场，隐秘在山林中

　　莫干山，天目山之余脉。

　　九月的莫干山，竹青泉秀，星罗棋布的别墅间，点缀着色彩斑斓的野花。在莫干山会议召开后的30年，同样是这个季节，钱江晚报记者踏上莫干山，重寻当年的足迹与记忆。

　　此刻，刘建林正在调整手机摄像头的曝光度，试图拍下初秋的通透天色。他是浙江省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大概12年前，作为新进员工的刘建林刚刚进入莫干山管理局不久，在一次接待任务中偶然听到了“莫干山会议”。但“莫干山会议”，即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他从未听说过的。

　　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没有任何资料留在莫干山，书面、照片都没有，那次会议几乎被湮没在莫干山‘会海’之中。”

　　刘建林曾找到一些当年服务莫干山会议的老员工，但大多数人已记不清了。唯有一位当年负责与会人员餐饮的阿姨依稀记得，那些年轻人的胃口都很好，讨论到深夜，就跑进厨房“搜刮”馒头。到后来，山上的面粉都不够吃。

　　“能找到的资料，实在是太少太少。”数年来，刘建林寻找到的记忆依旧支离破碎。

　　转折，发生在2010年。

　　那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的曹文炼，在一次来访中再度提及莫干山会议。 “曹文炼主任问及后，我对莫干山会议就更加感兴趣了。”刘建林说，那也成为一次让外界正式了解莫干山会议的契机。从那以后，刘建林便和同事一起，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杭州上海等地的图书馆跑，找寻各种资料，尝试着拼凑出那次会议的模糊面庞……

　　2012年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期间，刘建林接待了数位曾参加过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嘉宾。在这些嘉宾的回忆下，刘建林对一些当年的会址进行过走访。

　　“据我了解，当年参会人员中，很多都成为那个阶段改革时期的重要力量。”说着，刘建林便带着记者前往莫干山上一些楼房去参观。其中的将军楼、剑池山庄(原荫山饭店)等，都是刘建林经过核定，当年接待过参会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并自由发表见解、争论学术的地方。如今，这些楼群依旧挺立在莫干山半山腰茂密的山林中，大多维持着当年模样。可惜的是，当年被当作主会场、位于莫干山荫山街450号的基督教堂，在2001年的一场大火后被封存，隐藏在郁郁葱葱的山林中，“当时山上只有这里可以容下所有与会人员”，刘建林说。

　　从全国1300余篇论文中选秀

　　183名中青年学者专家等参会

　　在查阅莫干山会议资料过程中，记者发现，那次会议是完全公开的，和别的会议一样“普通”。会议结束后，所有手稿和资料都被与会者带走，几乎没留下丝毫印记。

　　当时，谁都没能很好地记录那次高调却又低调的会议。若不是近年来一些与会学者和专栏作家柳红的文章，它险些被湮没在历史之中。

　　之所以说“高调”，是因为召开那次会议前，所有与会人员都是通过论文投稿筛选形式，面向全国选拔的。一些与会人员回忆，在当时几位已卓有成就的青年学者的倡议下，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发表了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这条新闻主要内容至今可以从一些留存资料中看到：《经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正是因为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国内有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被寄到当时承担会议日常组织工作的报社，当时的审阅稿件的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和周其仁。如今，这二位分别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那一年，被同学称为“拼命三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华生刚过而立，他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自己也是从报纸上看到了征稿启事。当时，他已在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了3篇论文。怀着一分期待，他寄出了论文。

　　而在与钱江晚报记者的电话联系中，当年与会、如今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常修泽回忆，经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选拔，至当年8月中旬会议敲定名单。除通过论文入选的代表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发起、组织、筹备会议的中青年学者和少数当时已经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两部分共计124人。其中囊括了高校、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党政机关干部、企业界和新闻界等。

　　就这样，除了被正式选为代表的124人，加之经济圈内专家、会务组和记者组等，实际上共有183人(徐景安回忆是170人)参加了那次被称为“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的莫干山会议，并且规定会议期间不准游山玩水。然而，就是这么一次“高调”的会议，最终“低调”结束，几乎没在莫干山留下任何资料。

　　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莫干山会议

　　初秋的浙北莫干山，已有丝丝凉意。三十年前此时，莫干山上一场由一群年轻经济学人召集的会上，却是热力四射，与会者论剑天下，指点江山，留下一段传奇和佳话。

　　然而毕竟已相隔了三十年的时光，这样一场差点被湮没在莫干山茫茫“会海”中的会议，为什么在三十年后还值得后人再度检视和纪念？

　　一种略为八卦的视角是，当年的众多参会者如今已成为国内政界、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比如王岐山、马凯、楼继伟、周其仁、华生、张维迎……人才辈出可以用灿若星辰来形容。一种看法是，当年的这群年轻人，他们讨论和论证的方案被决策层重视和吸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些视角，当然都对，但尚未概括这次会议的全部。在我们回望并从记忆里打捞这场会议的时候，深切感到这场会议最大的特征是思想解放。而当下推进全面改革的中国，仍然需要这种可贵的思想解放引领。

　　思想解放从以下三个维度体现。

　　首先在参会人员的选择上，莫干山会议是以文选人，不论资历，不论官阶，在当时是一种大胆创新。当时选择几家媒体向全国征集论文，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只有论文达到水准的人才能上山开会。当时参会的张维迎、华生等，都是还在读研究生的年轻人。

　　其次，当时决策层与经济学者的密切互动，开创了庙堂与江湖良性互动的范例。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时中国经济航船的决策层，对处江湖之远的年轻经济学者们的讨论成果极为重视。当年9月10日开完莫干山会议，当时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即在一份参阅文件中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此后，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被中央决策层吸取，大大推进了经济改革的进程，其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即使对现时中国仍有影响。

　　第三，莫干山会议上讨论的话题，在当时是相当前卫和解放的。当时上山参会的年轻人并没有被一些传统理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思想无禁区，讨论话题无禁区，用华生教授的回忆来说就是“思想大激荡”。在山上所激烈争论的价格闯关，以及有人提出创设特区币等想法(当时经济特区刚设立不久)，在当时都是堪称石破天惊的观点。

　　得益于这些思想解放的做法和讨论，使一群并无多少实践经验的年轻人，碰撞出了调放结合渐进式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为当时探索经济改革的中国趟出了一个方向。

　　事实上，中国当代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由思想解放所引领，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谈话引致的思想大解放，再度推动了中国市场化的进步，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

　　经过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当代第一次大转型——逐渐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基本完成。当下中国再度进入大转型时代，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改革的布局蓝图，此次转型力图使中国在未来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的大转型时代，完成全面改革蓝图，需要解放思想，亦需决心和勇气。

　　因此，我们今天回望30年前的那场会，通过回味当年那群年轻人的热血、热情，为新的大转型年代注入思想解放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