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0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黄小星 陈伟斌)1984年9月3日至9月10日，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杰出中青年经济学者，通过论文投稿选拔的方式，汇聚于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他们自由发言、激烈争论、纵论国策……

　　时值莫干山会议30周年，钱江晚报记者采访了数位当年的与会者及研究者，试图还原那场非同寻常的会议。

　　参会者华生：莫干山会议是集中智慧的典范

　　华生：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动者之一。近年来从事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和社会转型等领域的研究。

　　30年来，华生提出并参与推动了影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资体制、股权分置改革。

　　回首30年，华生将莫干山会议作为他人生轨迹的初始刻度：“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和参加会议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在校学生。莫干山会议给了我们机会，第一次把我们摆在国家政策的参与、建言、决策角度考虑问题。从此，我开始频繁地介入中国的改革进程。”

　　莫干山会议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作为身体力行的改革推动者，他怎样看待近些年改革的得与失？钱江晚报记者赶赴北京，在华生位于太极大厦的办公室，与他面对面对话。

　　华生：凡需要勇气的改革，这两年均有所斩获，但许多更需要智慧的改革，则反复和挫折较多，进展不大。需要勇气、有所斩获的改革是哪些？前者最明显的是反腐败。反腐败难不难？难！难在什么地方，不是抓不出来，是有没有决心。领导真下狠心真将措施制度到位，持之以恒地干下去，在现代信息条件下没有制不住的腐败。这方面香港是个典型。

　　而光靠决心还不行的，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土地户籍制度改革、证券市场改革等，都需要智慧。但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进展不大，不是没有决心，而是智慧不够。往往刚下决心往一条路上闯，刚一起步，问题就出现一大堆。不闯，怕错失时遇；硬闯，怕犯颠覆性的错误，而各方面的意见又是矛盾的。比如最近有17名专家联合撰写土地改革建议报告，提交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但也有人认为他们的意见其实错误更大。怎么采纳和取舍，这就要靠智慧了。许多改革开头口号和气势很大，但深入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华生：中国永远会有智慧，归根结底，是怎么样把好的智慧集中起来。这就要讲到中国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的差异了。虽然现在人们也是把80年代理想化了。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穿喇叭裤要讨论，李谷唱《乡恋》还要被批评的。记得当时有一句调侃，说是逢双年搞改革，单年搞运动。可见那时也并非玫瑰式，一帆风顺。但那时代的确有好东西，第一，大家都很单纯，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没有意识形态挂帅，更没有商业上的利益和追求。另外，那时代的领导普遍比较开放，很谦虚，很愿意和大家交流研究问题。现在有的领导本身都是高学历专家，他们容易认为，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我知道的你们不知道，加上权力大了，人就更加容易自信，这样反而不容易吸收意见。

　　莫干山会议，不是光我们一群人在那里说就完了，会中会后都有很多对话交流。那时的对话是真正讨论式的、开放的，不限于官员。当然现在不少地方偶尔也把专家请去，每个人讲上15分钟，类似于听汇报，最后领导总结指示，就结束了，形式大于内容。包括有时给领导上课，讲稿也是给领导身边的人修改过N遍的，结果等于拿领导身边人的话讲给领导听一遍。

　　华生：莫干山会议应该说聚集了一批当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精华”，从30年回过去看，当时一些优秀的人现在还有一些仍活跃在各个领域。而且当时大家力量很集中，都是想给国家改革出谋划策，目的也都比较单纯，没什么人想过借此捞取个人什么好处。当时也没有“学院派”。今天高校的很多老师、学生，最主要都是为了在期刊上发论文。解决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对于评职称、谋取教职都没用，有用的是能不能在知名期刊上发东西。这样当然也不是很关心当前中国的问题。社会利益多元化了，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人才和智慧都集中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

　　华生：从年轻人本身来说，客观上的分流，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是必然的。你当然可以说，你的目标是在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是如果这篇论文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或者只是小题大做，只是模型好看，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永远地躺在图书馆里。最理想的情况是，你又对国家决策有好处，又在学术上有造诣，这不是更好吗？

　　研究者张军：莫干山会议，至今影响着中国改革

　　张军：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领域的研究享有声誉，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曾专论莫干山会议。

　　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莫干山会议是他极为感兴趣的课题，并进行了多年的专门研究。在他看来，莫干山会议最大的意义，不仅促进了新生代经济学者的集体亮相，使之登上经济改革的历史舞台；更重要的，还有以“价格双轨制”的双轨过渡思想，对中国后续改革战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钱江晚报记者两赴上海采访了张军教授，试图请这位研究者更深刻地诠释莫干山会议对于这30年来中国改革的意义。

　　张军：莫干山会议的与会青年是他们的榜样，经济学是经邦济世的学科，是必须要对现实的东西关注，理解现实的现象，这才是经济学的方向，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只抠经典，而是要去看现实为什么会这样，要用解释性的格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张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莫干山会议的第一层意义就在于让这些新生代经济学者集体亮相，并逐步登上了经济改革的历史舞台，人们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学的希望。“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他们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以及他们使用的时政性的语言，就意味着中国将可能在他们这些人当中，逐步进入到经济学的转型，从传统转入到现代经济。这也使得这三十年来的发展，令中国经济学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张军：我认为第二层意义，则在于在这个会议上，双轨制思想的形成。依照与会人员当时的理解，经济改革的起点应该是改价格，因为计划经济的价格是失灵的，不反映供求关系，改革就是为了改对。

　　莫干山会议就在争议，“调”、“放”两派都知道当时的价格是错的，可就是争论不下。在这种状况下，第三派提出“调和放”结合起来。双轨制思想就此逐步形成。即便只实施了一两年，但双轨制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代表了改革上的一个比较务实的思路。

　　双轨制思想，在改革领域中影响了改革战略的方方面面，“从价格双轨制这个策略的角度走出来，你会发现，莫干山会议之后的30年里，包括住房、财税、就业制度等领域的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有双轨制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