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17日讯 （浙江日报 记者 杨军雄 通讯员 鄢鸣 卢伟星）工业化、城市化领先的浙江，同样没有让乡村落后、农民落伍。无论你驰骋在浙北平原，还是跨越浙中盆地，或者穿梭于浙南连绵的山区，到处可以看到成片的现代农业基地、漂亮的农家别墅和充满希望的农民兄弟。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9年领跑全国省区，扶贫标准全国最高省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全国最小省份之一……

　　人们不禁会问：“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是如何冲破重重体制障碍，成功规避“这边高楼大厦、那边棚户连片，这群人腰缠万贯、那群人温饱不济”的发展“陷阱”，实现城乡携手共奔现代化的？

　　新理念：

　　从解决温饱到缩小差距

　　苍南县岱岭畲族乡富源村，是个与大山分割不开的乡村，过去大多数农民将家安在半山腰，靠山谋生计却难以摆脱贫困。转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政府扶贫部门帮助下，生活拮据的富源人开始利用土地资源，开发特色农业。从并村，到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采用“基地+农户”的模式，产业升级，让农民钱包鼓起来，成为了温州市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示范村。

　　扶贫开发并没有就此停止。2001年开始，在各级扶贫部门帮助扶持下，村里筹资2000多万元组织实施了富源村四期下山搬迁，累计搬迁129户、532人，农房改造率超过三分之一，有1200多位农民实现集中居住。新房、新路、新公园、新水电设施一应俱全。此外，村里还发展了高效生态农业、来料加工业和生态旅游业，有效带动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收入持续增长。

　　富源村是我省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省农办(扶贫办)负责人说，经过数十年探索实践，浙江扶贫理念不断创新，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从消除绝对贫困的扶贫转向减缓相对贫困的扶贫，从保障扶贫对象的基本生活、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转向缩小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

　　我省扶贫标准确定机制也因此发生变化。从求温饱阶段的“由基本生活需求决定、随价格水平变化”，到求公平时期的“由居民收入水平决定、随收入增长变化”。根据这个原则，2008年以后，为了更好地实施精准扶贫，我省将扶贫对象直接瞄准低收入农户，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500元(2007年)；2013年再次将扶贫标准提高到4600元(2010年)，比国家扶贫标准高出一倍。

　　扶贫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全面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扶贫对象主要是帮助那些收入高于低保水平，但素质低、能力弱、积累少的低收入农户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帮助他们加快增收步伐，实行整个省域的统筹城乡扶贫。

　　因时而异的扶贫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数据显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6年最高时的2.49:1，降低到2013年的2.35:1。2013年，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178元，其中29个欠发达县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6082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6.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

　　新途径：

　　从分散救济到组织化帮扶

　　风景秀丽的龙泉市八都镇青山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村里道路整齐干净，家家户户住进了漂亮的小楼。村干部说，这一切与政府的产业扶贫政策和村民勤劳双手分不开。

　　青山村地处偏僻，如何帮助脱贫后的村民持续走上致富路？在龙泉市有关部门支持下，村里引进了国家重点扶贫龙头企业——龙泉市天和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基地吸纳了大量留守妇女参与黑木耳种植。农民可以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种植黑木耳，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目前，青山村的这种产业扶贫模式已经惠及龙泉市三分之一农民。

　　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高是我省低收入农户增收快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省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作用，培育特色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乡土科技人才，带动县域提升农业产业层次；培育具有扶贫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龙头企业吸纳低收入农户就业、专业合作社吸收低收入农户入股。

　　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来料加工更是我省产业扶贫的一大特色。和全省大多数欠发达县一样，磐安县把发展来料加工业作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实施扶贫小额信贷、给予贷款贴息等金融扶贫举措，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奖励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明显的来料加工经纪人，帮助他们解决资金困难，有效引导来料加工业健康持续发展。来料加工让磐安低收入农户美丽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户，就可以有活干，家里的大事小事不落下，还能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从全省来看，去年29欠发达县从事来料加工人数达到105万人，共发放来料加工费92.1亿元，从业人员人均收入8000多元。今后一个时期，我省仍将加大来料加工扶持力度，计划到2016年，来料加工要对异地搬迁小区和扶贫重点村实现全覆盖，目前这两个覆盖率已接近90%。

　　贷款难，曾是制约低收入农户发展的老大难题。龙泉市率先在17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开展扶贫资金互助组织试点，着力破解农民贷款难题。其中，官埔垟村就是我省首批国家级扶贫资金互助会试点村之一，互助会共有会员139户，其中低收入农户48户，互助资金已累计发展到84.25万元，会员每股股金增值191.73元。会员以互助资金为依托，快速发展乌龙茶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的3126元提高到2013年的9890元。

　　在村扶贫资金互助会的基础上，我省还积极探索在乡镇一级和县一级建立资金互助会联合会，成为全国金融扶贫的重要创新举措。2013年3月，龙泉市竹垟乡成立我省首个乡镇级扶贫资金互助会联合会，联合会发挥运行安全监管、资金调剂和风险防范救助等职能。2013年，全省欠发达地区共组建扶贫资金互助会620个，累计借款2.4万户(次)、2.8亿元，其中低收入农户借款1.2亿元、1.1万户(次)，入会农户年人均增收1280元。

　　新突破：

　　从经济扶贫到制度扶贫

　　扶贫帮困，助推低收入农户增收，最根本的是释放体制活力，解放生产力。制度扶贫是浙江扶贫工作的亮点。为盘活农村“沉睡的资本”，我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积极开展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住房产权抵押贷款试点。

　　茶产业大县松阳县，农民收入和就业的三分之一来自茶叶。为了让茶园经营权可以流转抵押，解决农民资金短缺，松阳县各乡镇通过对农户茶园的资产评估，向茶农发放“茶园资产评估证”。证书上标明了茶园的位置、边界、面积、品种、整体评估价值等。

　　一本证解决了茶农发展资金难题。凭借“茶园资产评估证”茶农可以向信用社抵押获得10万元以下的小额循环贷款，并享受基准利率优惠和财政贴息。到2013年底，全县共办理“茶园资产评估证”8108本，“茶园资产评估证”抵押贷款余额超过1.5亿元。

　　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体制改革试验区，丽水市积极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折股到户，明晰农民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和权利，为统筹城乡要素流动创造制度基础。丽水市农办负责人表示：“丽水市推进以异地搬迁为主题的扶贫体制改革，在安置方式、产权制度、户籍管理、社区服务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在云和县的试点中，对村民与社员身份界定、集体资产股份量化等作出了制度安排，强化了合作经济的性质，为下一步产权流转交易奠定了基础。”

　　异地搬迁是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的主线。“目前，围绕扶贫异地搬迁所产生的产权流动、户籍管理、社区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凸显，需要以城乡一体化的理念，通过系统设计改革方案，建立健全搬迁农民权益有保障、就业有渠道、身份可融入的体制机制。”省农办扶贫开发处处长蒋伟峰说。

　　晨东小区是龙游县山区农民异地搬迁小区，2010年建成后，将9个乡镇、街道共84个低收入农户集中村纳入扶持范围，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符合条件的搬迁农户。同时，政府做好幼儿园、小学的配套建设，确保迁入户子女能够在城里顺利入学。最重要的是，搬迁户在原居住地享有的土地山林承包权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权益保持不变。良好的配套，打消了农户离开故土的顾虑。到目前，该小区已安置农户895户3200人。

　　扶贫异地搬迁有力地促进了人口集聚、投资增长、农民增收。据省农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29县和海岛市县累计异地搬迁12.78万户、43.41万人，完成投资超过200亿元，异地搬迁农户的收入明显高于当地低收入农户平均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