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1月15日讯 (今日早报记者 钱祎)或许你不知道王淼,但你一定知道浙江非遗保护的成就,从杭州西湖申遗到大运河申遗,里面大大小小的人文故事,都离不开众多文博专家和非遗专家的贡献。
而王淼,就是其中重量级的一位。
他是浙江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处处长。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10余年来,在他和他的工作团队推动下,浙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率先开展非遗大普查,率先出台非遗保护地方法规,率先公布省级非遗名录,率先公布八大系列非遗保护基地,率先提出和推动“美丽非遗”工作实践等。
他的心血和智慧,使浙江非遗保护工作结下累累硕果,全国都来学习“浙江经验”。
然而,长年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他羸弱的身体。去年10月29日,他因过度劳累在工作中突然晕厥摔倒、昏迷住院。
日前,早报记者来到王淼所在的浙二医院滨江院区看望,并与他面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改革从基层文化工作开端,在乡村搞起“图书共享”
来到医院,是一个周二的下午。
刚做完高压氧的王淼从病房外进来,他头上戴着一顶精神的红绒帽,看上去气色不错。
招呼我到床边坐下,他首先开起了玩笑:“高压氧室不舒服,还不如外面空气好。”
陪我一起来的在省文化厅非遗处的李虹坐在床的另一侧,抓住他僵硬的左手轻轻按摩着。
窗外风急雨大,我们的谈话却暖暖的,温馨如亲人。
在单位里,同事们常听他说:非遗保护的对象在民间,非遗工作的基础在基层,要扎根生活,走进百姓才能鲜活。
“这些想法与您早年在基层文化站工作的经验分不开吧?”我说。
他的眼睛亮起来:“这个问题有新意,从来没有人问过,那时候的事情我可骄傲呢!”
他的梦想、他的创新意识,其实早在他1980年至1984年在台州临海县城郊区文化站工作的近5年里,就已经萌芽。
“当时下面有6个公社文化站,什么事大家都是一起干,劲头很足。”他开心地笑说,那时候的工作是最“接地气”的,“现在都说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我们那时候就在这‘最后一公里’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村民们没有书看,王淼想了一招:大家凑钱,这个村出20元钱,那个村出15元钱,量力而行。一个公社总共22个村,大家一起买书一起看。
“书一两毛一本,我们凑了500块钱,可以用最小的资本买到20倍的书。”买好书后,统一进行图书分类、编目,每隔几个月交换,书送集中到分散,再从分散到集中,让村民们可以广泛共享。“我们称之为‘图书五统一’,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统一制度、统一流通、统一管理。”
这样一来,书还是归各村按出钱比例所有,使用权归到了所有村民手里。
王淼和同事们去买书时,特意挑适合农民看的书,有文学名著类的,也有农技生产类的,还有科普知识类的。
这件事,后来在全县铺开,有了轰动效应,不仅省内,连上海等地也专门来取经。
起了个好头,王淼做事的热情更高了,他和同事们更勤快地干农活,换来的钱买了电视机,给村民们共用。之后,乒乓球桌、婚介所、幼儿园、文化俱乐部等纷纷添起来……村民们的精神生活日渐充实。
1984年,这件事还上过报纸头版,内容就是农村承包改革后的新气象。
当时的许墅村也在这些大背景下,被评上了台州唯一一个省级文明村。
【他的创举】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一直以来,王老师总是说:‘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办大事’,原来是从那时候来的。”在非遗处工作了6年的李虹,对“王老师”的工作风格最了解。
她说:“跟着王老师,苦是真苦,但非常有成就感。”
这些来自基层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给王淼之后的非遗保护工作开拓新思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清楚地明白,群策群力很要紧。
1988年,王淼调到省文化厅。新世纪初兴起的非遗保护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热点,2010年设立非遗处,他经历了浙江非遗保护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对这项工作,他有很多新想法。
2006年,浙江首创非遗普查模式,使浙江的非遗保护工作领先全国。
说起这件事,他显得很“淡定”,“我们其实就是把复杂的程序简单化,发动群众力量。”
他说:“省文化厅公布了一批非遗普查试点,要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跟大家说,给你们3个月时间,你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设框框。3个月后我们来汇总。”3个月后,王淼和20多个相关市县非遗干部和专家坐在一起开会,会议在余杭开了三天两夜。
“我觉得宁波的方向是对的,就按这个来。”这个思路叫作“村查线索、乡查项目、县做申报文本”,从最简单的线索开始,发动最基层的广大群众,破开了非遗普查的瓶颈。
随后,浙江省文化厅先后召开了7个会议、下发了35个文件,全过程指导普查工作,在浙江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非遗普查运动。
在此期间,王淼连续两个月带领省非遗专家,辗转11个市以及部分试点县,指导开展工作。
2008年11月,文化部在浙江象山召开全国非遗普查现场会,推广浙江非遗普查模式。浙江的普查经验和丰硕的、海量的普查成果,让全国与会代表震惊了,也由此在全国兴起了声势浩大的非遗大普查。
王淼说:“这次会议,真正奠定了浙江非遗工作在全国的地位。”
【他的风格】
让浙江大地上的“非遗”都活起来、传下去
采访中,省文化厅保安刘队长的印象很深刻,他说:“每天晚上12点前后,王处和他的团队才会从办公室出来。”
这一点,王淼的爱人袁园感受最多。坐在丈夫的床边,她温柔地看着他,笑着说:“我这是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妻子说,以前有过埋怨,不过,日子长了也习惯了,“他每天回家后,还经常要看书读报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家里那些平时可以放东西的地方,都被他的资料和书堆满了。”
他带领着他的工作团队,创造了多个“第一”。
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共有9项上榜,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国务院2006—2014年,先后公布了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浙江有4批均名列榜首,共有217个项目上榜,蝉联“四连冠”。
申报好,更要保护好。浙江实行省级以上非遗项目“八个一”保护措施,对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技艺、传统节日实行分类保护,分别下发了指导意见;编撰浙江非遗代表作丛书,已先期出版129册,蔚为大观。
还有,非遗工作机构全省覆盖,非遗展示场馆全域推进,美丽非遗浙江绽放,智慧非遗蓄势待发。
2011年,文化部再次在浙江召开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推广浙江非遗保护经验。2013年,中国文化报开辟“美丽非遗浙江行”专栏,系统推广“浙江精神”。
“王老师的意志力非常强。”李虹告诉我,“医生说他要6个月才有可能站起来,可现在才2个多月,他已经能在我们的搀扶下站起来了。”
他的脸上始终带着笑意,看我的眼神就像一位慈祥温和的长辈,他说,我的女儿与你一般大。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实现总书记的号召,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都活起来。我的梦想,就是让年轻人都能够了解非遗,热爱非遗,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者。”
王淼的女儿受爸爸的影响很大,喜欢思考、热爱学习,也同样的敬业爱岗。
“女儿大学毕业了,正在实习,每天也要忙到很晚,但只要一有空就会跑到老爸这里来。”袁园说,女儿和爸爸最亲。
王淼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书名叫作《风生水起》。这本书里,写下了他多年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一个个生动实践。
卷首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说与做。我们的责任是,缩短愿景与使命、理想与现实、思考与行动、说与做的距离。事业无止境,探索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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