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12日讯 去年11月7日，在三门县举办的“浙江省徐霞客台州山海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麻绍勤提议：明年“中国旅游日”期间，宜在宁海县开展一次“徐霞客纪游第一山——梁皇山旅游文化活动”，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宁海梁皇山确应大书特书

　　《徐霞客游记》开篇就写道：“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短短的50余字，写出了徐霞客出游的年月、出发地、天气、人意、心态；走了30里，到了梁隍山，闻老虎夹道，月伤数十人，不得不止步、投宿。

　　宁海县的党政领导和旅游部门，锲而不舍，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研讨会，还不断呼吁定“5.19”为国家旅游日。这一愿望终于2011年变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定每年“5.19”为“中国旅游日”。此后，他们又以“中国旅游日”为契机，年年都有新思路、新举措。如去年研讨“徐霞客与王爱山”，今年又推出“徐霞客与梁皇山”，一环扣一环，步步深入，不断取得新成果。

　　《徐霞客游记》中提及“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可见当时的梁隍山处于天台山东北之崇山峻岭，奇峰乱石，谷深涧幽，景秀旖旎；但又是卧狼当道、暴虎伤人之地。正好被血气方刚初次离家远游的徐霞客碰上。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体现了他决意献身山水的大无畏精神。正如他在游记中写道：“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迂回临陟，俱在山脊”。当他看到身后的山色，“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短短数笔，让人肃然起敬。

　　上文谈及“遂止宿”，当晚宿在哪里？笔者曾撰文认为，应是宿在“梁皇寺”。理由是，明代的三部《宁海县志》对梁皇寺均有记载，尤其是万历《宁海县志》，徐霞客不可能没有看到；此次陪同霞客出游的是江阴迎福寺僧人莲舟，这晚宿在梁皇寺亦在情理之中。加之山上经常有虎伤人，人心惶惶，不可能有什么客栈供人住宿，且转天(即5月20日)晚上投宿“弥陀庵”，也是很好的佐证。对此，徐学研究专家学者们均已认同。

　　由此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宁海且梁皇山是《徐霞客游记》中的开篇地、首游地、首宿地。因此，进一步探索、发现、传承和宣传梁皇山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对于弘扬徐霞客精神、发展徐霞客文化、助推徐霞客游线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深化宣传中国旅游日、加快发展梁皇山的徐霞客文化旅游经济，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拉近了宁海与天台临海关系

　　自从2011年4月12日国家旅游局正式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以后。当年5月19日，从北京开始，以宁海县为中心，结束于天台山。这一节庆活动，搞得非常热闹、成功，可以说举国欢庆，万众沸腾，波及九州，誉满全球。

　　笔者与江阴徐霞客第10世后裔徐振庆、临海陈函辉第11世后裔陈明华在天台山见证了这一令人欣喜的庆典。“中国旅游日”的确定，对与徐霞客直接有关的江阴、宁海、天台、临海各县市人民都感到振奋。因为江阴是徐霞客的故乡、宁海是《徐霞客游记》中的首游地、天台山是霞客此次游历的目的地，而临海则是霞客三游台荡的必经之地。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中写道：“记在壬申春，以三游台、宕，偕仲昭过余小寒山中，烧灯夜话，叙其半生游履之概。”然而，宁海与天台的关系更为密切。正如徐学研究专家、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杂志副主编龚法忠同仁所述：“我们真情地期盼：千古游圣出宁海，万代游人向天台！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大家都应感到庆幸！”

　　为了祝贺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成立和举办首届学术研讨会，笔者曾撰文《从“中国旅游日”联想到徐霞客为何二来宁海》，文中论及徐霞客第二次游天台山为何仍然从宁海发骑？笔者以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徐霞客为了拜谒已得到平反昭雪的“台州式硬气”代表人物方正学(孝孺)。记得当时笔者是这样陈述的：

　　这里还是要从陈函辉说起。笔者在研究陈函辉这位明代“奇才”时，发现他不仅是一位旅行家和名臣，而在反清复明中还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甲申年(1644)国变，崇祯自缢。福王立于南京，诏函辉以职方主事监河南军，陈函辉母病未赴，后诏书七至，乃行。此时，函辉复稿檄京师各镇，举义旗抗清。正欲誓众发师，以弘光监国“不许草泽勤王”，乃止。南朝当事，遂以兵部职方起函辉监军江北。同年六月，南京失守，时鲁王朱以海居台州，函辉与鲁王密迩，劝其监国，随之绍兴，任少詹兼侍读学士，进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右侍。函辉到越旬日，而北骑已渡江矣，函辉扈驾至海门，鲁王登舟，函辉辞鲁王曰：“老臣不能扈从远去，誓以一死报殿下矣！”遂哭入云峰山中自尽。此前，特作绝命词十章。词曰：“生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手着遗文千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学焚书亦出，所南‘心史’难删”；“今日为方正学，前身是寒山子”。请看：陈函辉对出生于台州府宁海县的方正学(孝孺)是何等的崇拜与敬慕。作为陈函辉的“石友”和“通家”徐霞客，难道陈不把同乡方孝孺的惊人之举告诉他吗？况且徐霞客本身对明代的朝廷就没有好感，他决意放弃仕途，以考察山河大川为已任。徐霞客对“不怕诛连十族”的方孝孺，亦与陈函辉一样也是相当崇敬的。当他从陈函辉那里得知，方孝孺就是台州府宁海县人，因而他自感上一次游天台山从宁海发骑，未去看望方孝孺故居遗迹是个遗憾。故此，时隔20年后，他再次游天台山，仍然从宁海县出发，头天非去方孝孺故居拜谒不可。

　　真是无巧不成书，学兄童章回编著的《宁海史迹考》，提供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史料：方正学其祖母是南宋叶梦鼎丞相的曾孙女叶氏。由此笔者联想到叶梦鼎丞相的女儿、南宋晚期与文天祥齐名的抗元英雄张世杰妻子，其老家被元军捣毁后，张忍痛遣人送妻子与幼子舜功迁往天台避乱。张世杰与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壮烈殉国后，妻子和儿子在天台终老，儿子奉母隐居天台县东方花园，耕读过日，并教诫子孙不再入仕。《康熙·天台县志》以“忠节”为其立传，并为张太傅和夫人叶氏建祠立碑。今尚存，系县重点文保单位。前些年，临海市纪委编纂的《临海清官纪略》还选载了“叶丞相训子”故事一则。

　　笔者以为，通过深入学习与弘扬徐霞客精神，还可以辟一条宁海方正学、天台张世杰和临海陈函辉等民族英雄旅游线，宁海梁皇山则成了这条旅游线的必游之地。据考，陈函辉因反清复明，清初遭到追究，其后裔怕受株连，多数避难隐居宁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兄童章回在其《宁海史迹考》中，把宁海县融入天台山来思考。他在文中多处引用宋《嘉定赤城志》引《登真隐诀》云：“大、小台处五县中央。”又注：“五县谓余姚、句章、临海、天台、剡县。其中大、小台即天台山，大台指华顶峰周围之山，小台指以大短柱为主峰的大洪山——柯仙山等宁海西部之山，临海指宁海，隋代和唐初宁海地区曾并入临海县。”童先生经过综合叙述后，最后认定，天台山的范围是：今天台县始丰溪以东，今嵊州和新昌县的剡溪以东，直至大海皆为天台山，即宁海县及象山县全部、三门和奉化的一部分地区。

　　以上所述与笔者的同窗好友朱封鳌前些年编著的《天台山风物志》类同。由此足见，现今的宁海县和天台县，均属天台山脉，定5.19为“中国旅游日”，宁海和天台两县人民应予共享。今天宁海、天台和徐霞客故乡无锡江阴，徐学同仁共同发起徐霞客游线申报世界线性文化遗产更是可喜可点。这不仅拉近了这几个县市的关系，还加深了从事徐学研究的同仁们的感情。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在这方面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值得学习与肯定。

　　学术研讨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在近30年的地域文化研究中、尤其是名人文化研究，经常会碰到一个令人痛心、甚至苦不堪言的问题，那就是某些人总是从中挑剔、发难，或者对着干。就拿徐霞客研究来说吧，多年的研究实践证明，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世纪伟人，是一位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千古奇人，被尊为“游圣”当之无愧。然而有人却说：“徐弘祖，从小就玩，四处瞎转悠，遇到山就爬，遇到河就下”；还骂徐霞客是个“什么东西”、“这家伙”、“极尽羞辱”等等。对此，笔者曾撰文《徐霞客的光辉形象决不允许受到玷污》予以痛斥，刊于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主编的《徐霞客研究》第25期。又如对徐霞客的挚友陈函辉，陈为徐霞客写的墓志铭，在徐学界可以说已成定论。有人却提出质疑，认为不是陈函辉所写，陈与徐不可能“交最久”成“石友”，甚至把陈函辉的这篇洋洋6000余字的《徐霞客墓志铭》说是“童话”之作，“神话传说”；再说，徐霞客三游台、宕，已成了史实，有人却说“徐霞客第三次游台、宕不存在”。为此，笔者与同仁好友周琦，历经数年考证，撰写了《徐霞客挚友陈函辉不应再蒙受不白之冤》，刊于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主编的《徐学研究》，给予澄清事实真相。周琦还撰文《霞客挚友——靖江县令陈函辉》(刊于《徐霞客研究》第29期)，澄清了强加在陈函辉身上“不拘小节，好交游，日事诗酒”等不实之词，还其“勤政清廉从政，呕心沥血为民”的好县令形象，当地百姓为其“构生祠以祀，继清崇祀名宦。雍正元年建忠义祠，官民祀之”。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历十月十三日的陈公堂庙会，得以恢复，有时上市群众达10多万人次。

　　另外，笔者在《郑虔研究》中，同样碰到料想不到的问题。如郑虔被贬谪台州先后8年，史志和杜甫、白居易诗作均有记载，可是有人偏说仅2年；吴越国钱氏相继10余代有20多位皇亲国戚墓葬天台山护国寺旁，其中副相以上6位，笔者和同仁们研究其历史渊源，却被诬为他们只是“天台的鬼”，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南宋史研究专家对主政三朝16年的宰相贾似道，推到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为其摘去错戴了700多年的“奸臣”帽子，有人却不顾近年南宋史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说什么“这是蜻蜓撼石柱，根本不可能”。更不能容忍的是，笔者在南宋史研究中，和周琦等同仁们一起编著了一部《南宋贤相吕颐浩研究》，研究者公认吕颐浩是南宋初期的贤相、抗金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有人公然说什么“不拍死人马屁”；尤其可笑的是，济公明明是南宋天台人氏，祖宗数代谱籍齐全，由天台县上送的《济公传说》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却在2011年9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的《图说宋朝三百年》一书中，说什么济公这一人物是被杜撰出来的，该书作者却又杜撰了一段故事说：“济公的原型并不是宋朝的和尚，而是出生在南北朝时期的一位高僧和尚，是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和演变，就发展成了现在的济颠和尚。”真是莫名其妙，让人哭笑不得。

　　还有，近些年为争历史文化名人的籍贯，舞文弄墨，互不相让，越弄越糊涂。笔者一次去宁波“梁祝庙”参观，发现目前全国自称梁祝出生地竟有6处，令人啼笑皆非。有些名人，如道教南宗创始人张伯端，宋《嘉定赤城志》已明确认定为“郡人”。这个“郡人”可理解为当时的临海郡所在地临海人，但又不否认他是临海郡所属的天台人。可是有人非要搞个水落石出，化了几年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祖籍天台，出生在临海”，这和“郡人”又有何区别呢？有老同志说得好，如若把这些精力都化在研究和弘扬张伯端的名著《悟真篇》上，这该是多好呀！

　　以上笔者近30年来亲身经历的这些烦恼，多数都发生在学术研究中，说到底是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问题。笔者最近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2014年10月15日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明确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在研讨弘扬徐霞客文化和其他传统文化时，一定要遵循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才能排除干扰，摒弃烦恼，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