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6月24日讯 “一个好的社会,既要充满活力,又要和谐有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对浙江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治理工作作出的重要评述。
如何做到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基层无疑是一个极佳的观察“标本”,更是一个着力的对象。这也是浙江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聚焦基层政权建设的要义所在。
然而,面对一个利益多元、观点多样的时代背景,基层治理的现实又是何等复杂。急剧转型的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实现多赢,如何在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中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日前,记者来到桐乡,寻找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的桐乡“答卷”。
要说基层治理的矛盾和难度,实行治理创新前的乌镇无疑是一个缩影。发展旅游,扩大了乌镇知名度,壮大了乌镇经济。但蜂拥而来的游客,也为乌镇带来了民宿经济的乱象。这就产生了一个基层治理的难题:对那些非法经营的黑旅馆,到底管还是不管?严抓狠打,涉事的老百姓不乐意,由此带来猫捉老鼠游戏,问题难以根绝;不管,安全隐患在那里,旅游投诉和纠纷在那里,如何向社会交代?如此,一段时间以来,乌镇非法民宿的管理,成了一件令管理者头疼的难事,成了一个“多输”的局面。
怎么办?随着桐乡市以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为特色的社会治理改革的推行,这一困扰多方的老大难问题,赢得了另一种破解——成立乌镇人家行业协会,以政府为引导、法规为准绳、群众自治为平台,变由外而内压力式破解为由内而外自主性解决。
据介绍,自2013年9月成立乌镇人家行业协会以来,已有180户民宿纳入这一自治性组织。协会由入会会员家庭自主选举会长等管理人员,在政府帮助下制定行业标准。谁家加盖房屋了,谁家欺诈游客了,谁家违规经营了,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同时,协会实行保证金制度。协会专职检查人员每日巡视经营户,被发现问题且不改正者,由协会进行扣减保证金惩罚,直至取消会员和经营资格。同时,政府则根据实际情况,为发展民宿的居民在申办营业执照、硬件设施方面提供帮助,并适当变通。如此一来,官民之间的矛盾没有了,乌镇民宿服务质量提升了,游客投诉少了,老百姓分享到旅游经济的红利,而管理部门的压力也大为减轻,治理效果却天壤之别。
正是在这样一个法治、德治、自治“三治一体”治理模式之下,近年来桐乡城乡涌现了一个又一个行业协会:崇福皮草协会、大麻镇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会、石门镇皮鞋行业协会......在各个街道、乡镇,百姓参政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更是风生水起。这些群团组织,最大的特点,除了将法治贯彻到基层,道德涵养到百姓心田,更主要是充分发挥群众自主性,让群众获得参与感,在原来自上而下强制推进中,契入自治团体这一柔性“中介”,从而使一系列棘手问题变得不再棘手。诸如三村村的宅基地整治、高桥镇的榨菜污水整治、龙南路大修等一系列以往可能成为基层治理中难啃的硬骨头,都迎刃而解。
桐乡的“三治一体”模式,在当下中国转型期颇有启发性。平心而论,基层政府往往吃力不讨好。君不见,在一些事关公益的道路修建、环境整治问题上,即便管理者出于公益,但一旦落入现实,一些老百姓并不买账,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公民个体意识增强,利益多元化,观点多维度,这直接带来了基层治理的“时代难题”。特别是在一些敏感利益问题面前,沟通的缺失、信任的缺位,共同导致了一些“双输”局面的出现。在这种背景下,发挥群众自身的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整个调研、决策、实施、检验过程,往往带来基层治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复杂的基层治理中,这种由政府帮扶搭建的自治平台,实际也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在纯粹的市场条件或自发状态下,面对复杂的基层治理,群众很难迅速进入“自主”状态。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合发挥群众自治积极性的领域,由政府部门帮助搭建自治平台,提供规则和法律咨询,这本身也是一种公共管理的责任。而这对政府的基层治理思维,何尝不也是一种创新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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