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24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史春波)拆违队来了。

　　7月21日早上七点多，温岭大溪镇佛陇村村民老金，副镇长带领一支近两百人的拆违队进了村。

　　半个多月前，这里发生了死亡14人的鞋厂坍塌事故。同样是鞋厂，同样是温岭，去年1月，一场大火烧死了16人。事后调查，两家涉事企业都有违建，正是违建埋下了安全隐患。

　　拆违！三十条人命，血与泪的教训，给温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决心。

　　“这是一个阵痛期，我们必须挺过去。”当地政府人士这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由拆违开始。

　　200多人拆违队进村，一天拆了三万多平方米

　　走进佛陇村，到处写着大红的“拆”字，到处是拆下的建筑垃圾，还有脸上挂着疲惫的打工者。

　　7月21日大清早，200多人的拆违队，开着执法车，进驻佛陇村。这200多人中，80多人来自温岭各大部门，80多人来自镇政府。

　　待拆的违建旁，一排警察拉起警戒线，一台台推土机已经启动。

　　天下起了雨。孙亨兵现场下令：“开始！”

　　机器轰鸣，灰尘弥漫，违建的工棚、厂房轰然倒塌。

　　不远处，村民和村里工厂的外地工人，静静地看着。

　　温岭给大溪镇定下了1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是所有乡镇街道中数量最大的。

　　而截至昨天，大溪镇已关停违建的生产经营单位216家，大多是企业。

　　大溪是温岭的工业重镇，主要产业有水泵、塑料等，屡出事故的制鞋业排在第三位。“小鞋厂的消防隐患特别大，这次我们下定决心，全部关了拆了。”该镇宣传委员林旭方介绍，与以往相比，这次拆得更彻底，“有些消防不规范，评估通不过，一律拆。”

　　中午，孙和队员们一起，在工地吃快餐。吃完饭，继续作业。

　　这么大的数量要求在9月底前全部完成，而且每月要均匀推进，每天上报推进量。

　　而温岭市纪检机关7月中旬发布的通报显示，多名党员干部因违建被处理。比如温岭市政协松门镇工作联络处一名副主任，因多次不拆家里违建围墙被免职；箬横镇一名镇干部因不肯拆违被立案调查；温岭市党代表、城南镇三宅村的村支书，因为违建厂房被党内严重警告，被责令辞去党代表。

　　“这样的力度前所未有。”孙亨兵说。

　　佛陇村有1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这支拆违队，在村里分成五路，五台推土机，每台租价3000元。

　　“成本还是挺大的。”孙亨兵说，不过让他欣慰的是，这次拆违受到的来自村民和企业主的阻挠小多了，这大概和7月4日的事故有关，“这次他们配合多了”。

　　一天时间，佛陇村就拆了近三万平方米的违建。收工之前，孙又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这次政府下了狠心，企业主抵触也小了

　　“这个村就是一个工厂，说大一点，是工业区。”58岁的老金是土生土长的佛陇村民，在村里办厂三十多年。

　　老金说，以前也查过违建，当时他心怀侥幸。

　　他分析：“你把小厂都关了，经济怎么办？拆违？多少小企业要被拆死。”

　　一面是经济发展，一面是越来越多的违建，当地政府左右为难。“说实话，以前查得确实也没现在这么严，安全事故也没现在这么多。”当地一名镇干部这么表示。

　　老金回忆：“以前也常来查，但我们多少有点关系，能通融的就通融，一般交点罚款算了。”

　　去年1月，温岭大东鞋厂一场大火16人殒命。很快，当地开展大整治，关停有安全隐患、有违建的4559家企业，这引来企业主的反弹。他们找到镇里，表达不满。

　　“我的几个朋友也去了，有上百人。我们要求复工。”老金回忆说，当天傍晚，温岭政府领导出面，表示整改后可以复工，大家才散去。

　　企业主的抵触，加大了拆违难度。直到今年7月4日悲剧再次发生。

　　“这次动真格了。”老金说。

　　老金有个朋友在大溪镇水坦村，从事翻砂铸造行业，那里有近10000平方米违法建筑，很多就在良田上。一个多月前，镇里要求自拆，但老板们拖着不拆。几天前，全被强拆了。

　　老金听说，对于违建，上面给了三天时间自拆，三天没拆掉，政府来拆。

　　“这么严厉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老金说，前天他把自家的仓库拆了，“多少还能找点旧东西用。”

　　“我家亲戚家拆得更多。”他带记者来到了一家电缆厂。眼前，一台推土机正把一幢二层楼推倒。“你看，这三幢楼房都要拆掉，有四千平方米，损失至少300万。好几年白赚了。”

　　不少企业主像老金一样选择自拆，有的是十几年的房子，有的是刚造的新房，都拆了。

　　不过，老金还是能理解拆违：“安全事故这么多，也不放心，出了事要坐牢的，再多钱也没用。”他坦言，这两起大事故对他触动挺大。

　　能理解的另一原因是：“这次我们觉得很公平，以前有关系可以不拆，现在也逃不掉了。”

　　一些干部被处分，基层官员普遍感受到压力

　　“我们已经很多天没有休息了。”大溪镇宣传委员林旭方一脸疲惫。

　　但拆违给基层官员带来的，还有心理上的紧张。

　　大溪镇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驻村干部向钱江晚报记者诉苦，他们不仅要摸排调查村里的违法建筑，检查安全隐患，连一些车库改的住房、宗教场所也要查，“要是出了事，我们都有责任。”

　　佛陇村的驻村干部许某，因为半个多月前的坍塌事故，被警方刑拘。

　　“压力太大了，提心吊胆的就怕出什么事故。”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驻村干部说。

　　从田园到工厂 生产扩张催生违建

　　倘若没有7月4日突如其来的那场悲剧，佛陇村只是当地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村庄。

　　它被大大小小的工厂和作坊包围，又被一条铁路划成两半。即使是夜晚，依然弥漫着工业的气味。

　　好像浙江东南沿海许多村庄一样，它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而老金正是亲历者之一。

　　“三十多年前，我也还是一个农民，当时镇里其他村慢慢搞起了水泵产业，我也就跟着亲戚一起搞，给他的产品提供配套。”老金抽着烟，这样向钱江晚报记着描述自己的经历。

　　和他一样，他的亲戚、朋友、邻居……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改行，卷起裤脚做起了老板。

　　没几年，老金家的房子就不够用了，他和其他村民一样，在自家门口空地搭起了棚子。也有的村民家门口空地不够，就把棚子搭在山脚下。

　　老金说，“当时穷，只管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安全意识也不够。另外说实话，当时政府也不会管这么严。”

　　随着生产的扩张，大量农民工涌入，需要更多的住房，由此又催生了更多的违建。

　　“此次定下的拆违任务中，佛陇村就有10万平方米。而佛陇村就是大溪镇的缩影。

　　“整个大溪镇都这样，哪个村没有违建？”老金笑着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以拆违为起点 走向产业转型

　　佛陇村口，占地十多亩的辉东发泡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两万多平方米，这是佛陇村面积最大的违建。

　　老金说：“厂拆了，老板找好了新的地方，但设施还没到位。上百个工人这段时间要休息了。”

　　老金也在寻找厂房。他让儿子将寻找厂房的信息发到了微信朋友圈。他说，违建拆了，生意还得继续。企业主不得不寻找新厂房。短短几天来，大溪镇上厂房租价翻倍暴涨。

　　“刚开始拆时，还是每平方米每个月20块，现在涨到了30块，就连二楼的厂房以前只要10块，现在也到了30块。”一名刚搬家的企业主这样告诉记者。

　　有的企业实在没办法，将企业搬到临海，甚至更远。

　　一边是地不够用，另一边是，拆迁后的空地怎么利用。有企业主建议：政府可科学规划，建造标准厂房用于出租。事实上，当地政府已开始探索实施。

　　另一方面，随着厂房租金的急剧上升，有的企业主开始寻找转型商机，虽然这不太容易。

　　老金的儿子就是个例子。他在天猫开了家灯具旗舰店，“总不能老守着这些”，他还想和朋友投资开家酒店，“餐饮行业赚钱，还是现钱”。

　　“要借这次大拆违，杜绝安全事故，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大溪镇一名官员说，“拆一批关一批，另外要扶持一批有潜力的高新企业”。

　　“三改一拆”腾出发展空间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改一拆”为解决新的发展空间问题，作出突出贡献。截至今年4月，全省累计拆除违法建筑面积3.38亿平方米；累计进行旧住宅区、城中村、旧厂区改造建筑面积4.02亿平方米。腾出土地65万亩，其中拆出违法占地34万亩，腾出改造用地31万亩。

　　“三改一拆”充分体现了撬动经济全局的杠杆作用，通过淘汰落后产能、腾退低效空间、“退二进三”、兼并重组等方式，倒逼产业的转型升级。各地还对拆违形成的区块进行统一规划，与推进“四换三名”、“浙商回归”、“机器换人”等组合拳有机地结合起来，打造产业集聚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平台，大力提升产业层次，大幅度提高用地产出率。实施“三改一拆”以来，全省已经改造旧厂区1亿平方米，以用地零增长实现“空间换地”，推动“腾笼换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一条集约发展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