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15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史春波 通讯员 林华强)“为什么要去当兵？”“杀敌，救国，保家！”这是天台青年徐台宽和时任县长梁济康之间的对话，时间：1938年10月，抗战第二年。

　　国难当头，一批批热血青年纷纷从各乡各村赶到了县里，自愿报名参加抗日志愿兵团。这个队伍的人数，最终达到了1353名，在战后全身而返的不到百人，如今在世的仅5人。

　　出征那天，天微亮，早已夹道站满了欢送人群，在父老乡亲热泪抛洒的晨曦下，天台志愿兵团健儿，擎起战旗，奔向远方的抗日前线。

　　8年抗战中，这个人口不过三十余万的小县城，为前线输送了7600多位将士，成为当时有名的全国抗战模范县。

　　袁祥彬，95岁：我亲历受降仪式

　　那年，袁祥彬17岁，在天台育青中学上高二。在舅公家，他看到报纸上刊载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招生公告，就想去报名，“我舅公到学校一说，又有20多人报了名。但到最后，只有我活下来。”

　　袁祥彬最后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7期第二大队。毕业后，分配到重庆防空司令部，驻防于朝天门。1942年，袁祥彬主动要求参加远征军。到印度后，被编入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的军部情报队，也叫谍报队，任区队长。

　　出国打仗，战友之间都互相留了遗言，如果自己牺牲了，就请战友将自己的头发、物品和信带回家，让自己的灵魂，回到故乡。袁祥彬回忆说，出国时同批去的战友7000人，回国时，只剩下2000人了。

　　1944年春天，袁所在的部队从印度开始反攻，先后打下克老缅、孟拱等地，从湄公河一直打到密支那河，打了两个多月。

　　1945年5月，他们由飞虎队空运回国，继续参战。不过，很快，日本人投降了：”上面命令我们去受降。”

　　“为什么让我们这支部队到南京去受降？是因为我所在的部队当时战斗力最强，最有威慑力。一般的部队去，还怕镇不住鬼子兵。”袁祥彬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光荣！

　　袁祥彬说，他参加了两次受降仪式。

　　第一次受降仪式，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整，在南京陆军总部礼堂。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工作。他亲眼目睹了不可一世的日寇头子冈村宁次等，向中国军人脱帽、鞠躬、致敬、谢罪。这个仪式，标志着在中国战区的日本鬼子全部放下武器投降。

　　第二次受降仪式是当天下午3点钟，在大街上。“我们在街口专门搭了受降台。台子三面临街，一面是老百姓，一面是军人，一面是机关干部。我担任台下的警戒，防止有人破坏。”袁祥彬这样回忆说。

　　虽然距今70年，但袁祥彬依然清晰记得那一幕：日本军官代表上台向中国人道歉，鞠躬。台下的口号震动天地：“中华民族万岁！”“打倒日本！”

　　姚仁言，96岁：结婚十来天，我就参军了

　　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姚仁言当兵的日子。因为同村的姚方叶在部队当班长，回乡探亲时，跟他说起部队的事，他羡慕得很，就报名参军了。那个时候，他刚结婚才十来天。

　　姚仁言先在丽水训练了一个月左右。随后部队调到江山，那时一天吃两顿，几天后，直接上火车，赶到了江西上饶住了一宿，又赶赴萍乡。那时日本人快打到萍乡了。

　　姚仁言是一个传令兵，任务就是送信。

　　有一次送完信，返回营部。姚仁言远远看见营部门口有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营长的马是灰白色的，他知道，鬼子来了。于是就躲进山里，没想到又有日本人的军车开进来。他又急忙滚进旁边的山沟，向前跑去。

　　一直跑到最里面，没有路了，前面只有一座山。他最终滚到一个山坡的小山洞里，找来一捆荆棘挡在洞口，整整三天三夜：“我身上带了木壳枪和手榴弹，想日本人要是打进来，就拉手榴弹和他们拼了。”

　　三天后日本人退走，他跑出去找了点东西吃。后来，终于找回了营部。营部就驻扎在附近的山头上，营长说，“我还以为你被日本人杀了。”

　　没多久，这支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调到湖南衡阳补充兵源。

　　1946年6月1日，姚仁言复员回家，从贵州天柱县一路走，走了57天，回到天台老家，务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