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18日讯 （钱江晚报首席记者 孙雯）200年前，在清乾隆、嘉庆两帝手中，《石渠宝笈》三次编撰而成，自魏晋至清初两千年间书画精品，被皇帝们牢牢攥在手里，此时，他们正经营着一个王朝的盛世。“宝笈”自然携带那时帝王昭示文运昌炽的姿态，只是，在泱泱目录下，市井无缘得见，那只是皇帝的“家底儿”。

　　200年后，紫禁城极少如此拥挤——283件清宫旧藏的珍品，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那些藏宝的厅堂曾只是为帝王一人所设立，如今呼啦啦挤进许多凡常百姓。

　　于是，刷刷手机，“石渠宝笈”四个字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朋友圈。原本遥望之中的皇帝私人“物件”，已经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有了关系。

　　那些丹青笔墨在新的时代，冲破旧时光，也冲破旧时光的皇权烙印，成为公共文化资源，它已不单为个人的把玩而存在，而是承载着自出发开始的各个朝代的文化趣味、社会风貌，以及背后经济与政治的盛衰起伏。

　　我们去靠近那些泛黄的山水、花鸟、行人、墨迹，就意味着我们与“它们”有了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愿意去倾听纸帛之上无声的诉说，借此去了解过去，观照当下。从而在无数掌故的流传中，以自我对文化的参与，去体察这些书画精品与个人以及民族文化流传的关系。

　　这几日，无数人候着六七小时的长队，去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隔着玻璃，不太明亮的灯光，但是，立在那幅画前，似乎刹那间可以感受船动，水响，北宋盛世伸手可掬。画面上的一人一车，在每个人想象中都有独特的故事。说到这里，想到一位作者将《清明上河图》的画面写成了一部小说，盛世市井在他看来，其实杀机四伏——的确，1101年， 《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皇家，1127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被卷入金人地区。一幅画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成了参与者。如果没有《清明上河图》，又如何会有今天天马行空的想象呢？

　　单从这两年杭州的大展来看，《石渠宝笈》特展的观者蜂拥，说不上奇闻。比如“守望千年·唐宋元书画珍品特展”，普通市民与其的亲近感，超出想象。原因简单——其一是少见，其二是以上已经提到，文化的遗存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愿意去接近这些民族文化美的“集萃”，对“自我”的认同，恰恰是当下亟待需要丰厚起来的文化信心，所幸，由大众对文化的参与，可见这种信心并未消失殆尽。

　　而且，人群之中，还有孩子——如何看待民族文化中的美，已不自觉进入了家庭教育的范畴。

　　有人评说——“我们的生活离这些古书画亦不远，它和整个民族以至每个人的生活化生出精神的辉映，只是你能否察知而已，恰如空气、阳光之于我们。”

　　确实，文化的“活”，不是牢牢地捂住，当它流转于大众眼前，被识得，认同，获得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震颤，它便真的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