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1月12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裘一佼）加拿大温哥华时间1月9日，赵月枝给我发来邮件：我失眠了。让这位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失眠的原因，只有两个字：乡愁。

　　这位热情开朗的缙云女子，很少彻夜未眠。在学界，赵月枝的出名是因她对国家软实力、国家对外传播策略、国家新闻制度等宏观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为“乡愁”而失眠，那是因为她正在向自己发起挑战。2014年底，她自己带着研究经费，还带着她在中国传媒大学的3名博士生来到家乡缙云，研究的对象就是缙云烧饼。

　　“这不是我的乡愁泛滥。”赵月枝曾经这样和我说。那么，是因为什么？我曾试图从她的每一个轨迹中，读懂她对乡村的观点和理解，而这一句“我失眠了”，给了我一条最佳的线索——深刻脑中的家园记忆、对故乡的期盼，作为一名学者，感性的表象背后，她看到是乡土社会之于现代的价值，更是时代大潮中追寻个人命运、文化本根的紧迫。

　　乡愁，千滋百味

　　记者：您出生在缙云，在“十八间”厢房里长大，后来到北京、加拿大求学，乡愁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月枝：乡愁是感性的。它是对我所生长的那座“十八间”院子里每个人物、每个物件、每个生活场景、每个春夏秋冬的鲜活记忆；它是总把那作为温哥华屏障的“北岸”山峦想像成延绵于缙云北部的群山；它是每次回缙云，总是在行囊里装满土面、梅干菜、笋干、薏米、黄花菜、番薯干、茶叶等各种缙云土特产；它是我对“明月别枝惊鵲，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至美田园生活意境的想像，它也是我听到家乡有不平之事或不理想之处而又无能为力时的揪心、纠结、无奈以及想做点什么的冲动。

　　乡愁也是知性的。1980年，15岁的我，背对乡土，登上绿皮火车，离开缙云，去北京求学。此后，我留学国外，以做学问为生。我阅读过的书籍涉及古今中外，我学术旅行的足迹遍及地球村中的许多角落。但是，我对缙云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除了方圆20里内小时候走亲戚或砍柴路过的村庄外，缙云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的其它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我只知其名，不知其貌，既熟悉又陌生。于是，乡愁于我就变成了一个缙云籍的社会文化学者，在绕了地球无数圈后，重新面对乡土中国，在求知路上再出发的起点。

　　乡愁更是理性的。自从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来，媒体上，微信圈里，国人的心坎上，乡愁滚滚，势不可挡。作为文化学意义上的一个时代的“心理结构”，它是几代人对国家和个人命运归宿的考问；它是一个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商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本根的追寻；它是人们对日益深化的城乡鸿沟的跨越；它是世界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后，对自己所欲所求的发展道路与生活方式的探索。

　　学术，要接地气

　　记者：您目前是河阳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去年在缙云发起“乡村、文化与转播”学术周，还带着您在北京和加拿大的研究生、博士生到缙云写烧饼的研究报告，这是不是乡愁最直观的体现？您的这些努力，目标是什么？

　　赵月枝：如果从以上的三个层面来理解乡愁，可以把我在缙云的学术实践当作乡愁的体现。通过缙云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工作，我希望走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打通从“全球”到“村庄”各个层面的学术创新和乡土文化建设新道路。

　　近代以来，乡土中国作为一种思考和实践路径，凝聚了从费孝通到温铁军等几代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我非常同意西北师范大学的徐兆寿教授不久前在《光明日报》一篇文章中对我的评论：无论我在世界上获得了多少真知灼见，我的本根依然在中国文化之中，我的心里“始终燃着一柱中华文明的香火”。

　　我的团队所做的缙云烧饼研究看起来“土”得掉渣，但它关照的是乡土文化遗产在商业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如何坚持公共性和普惠性这一“高大上”的问题；我带中外年轻学者到河阳村做调研，要求他们每人把自己的研究“落地”到河阳，是希望他们尊重地方知识，关注农民的所思所想，做“接地气”的学问，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同时，我也希望河阳村民能以自我管理为核心，通过对河阳古村落进行活态保护和社区再造，促进河阳作为“新地球村”的复兴；我相信，缙云烧饼也好，河阳古民居也罢，文化和生态资源是社区共同体的公共财富，只能在某种共有共赢的集体经济框架中才能健康发展。总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接地气的学术工作，探索建设生态社会主义新地球村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可能性。

　　乡土，期待回归

　　记者：乡愁，可能是一道美食，一个人、一处风景，缙云把“乡愁”提升到整个县的乡村旅游发展方向，您觉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对于未来乡村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赵月枝：它可能使缙云这样的落后山区，通过挖掘文化和生态资源方面的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它是富有城乡互哺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太多的城市对乡村的单向剥夺后，对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的修复和重建的一种努力；它是以自觉自足、和平、稳定、追求物质与精神平衡等为价值指向的农耕文明，在互联网和高铁时代以更丰富、更全面和更包容的形式复兴的希望所在；它也是中国为人类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另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实践前沿。

　　建设乡村美丽经济首先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反客为主，把农民当作城里观光客的附庸，甚至失去乡村家园的流亡者。相反，它要把部分进城的青壮年农民吸引回农村，让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在以审美的目光来发展生产和创造农村生活的同时，把农村建设成为城里人想来就来、想歇就歇的最高境界的“无景点旅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