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3月1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吴振宇 编辑/马丽红 陈健)自古以来,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在浙江大地广为流传。然而在浙江余杭,早在大禹治水前1000年,就已经出现系统而复杂的大型水利系统——良渚古城水利工程。
日前,来自全国19家科研单位的考古学、水利史及水利工程研究专家会集杭州,围绕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遗址展开深入探讨。该重大考古发现,揭示了5000年前浙江先民的治水功绩,为中华文明的进程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建筑工艺之先进令水利专家惊叹不已。
世界最早“拦洪水坝”系统
比大禹治水早1000年
翻开今天的中国水利史志,几乎无不以大禹治水作为中国人水利建设活动的先驱,但当时的水利设施却早已无法寻觅踪迹。
然而良渚古城2007年发现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的研究调查,发现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为我们了解古代水利发展乃至文明演进提供了崭新的视野。
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遗址范围内的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正式发掘。同时,省考古所还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通过地层学和“碳14”测年技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距今约有5000年历史。同时,研究人员还确定了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
“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早了1000年左右。”主持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省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表示,发掘成果清晰显示,在大禹治水之前,浙江先民就已经开始水利建设的实践和积累,并为以后的治水提供了经验。
专家推测,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良渚古城水利工程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大坝采用“现代”建筑工艺
可以抵御百年一遇洪水
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形成直接威胁。而良渚古城水利工程通过高、低两级水坝,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了洪水威胁。
分析显示,遗址中的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内则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现存的10米坝高推测,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发掘还显示,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部分坝体关键位置,通过“草裹泥包”堆垒加固,即用茅草包裹泥土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再将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草裹泥包”的作用与现代堤坝使用的草袋装土类似,可大幅增加坝体强度,是后世水利工程建设中广泛应用的工艺。
考古和水利专家均表示,在年代如此久远的古遗址中发现这样现代的工艺技术,极其令人吃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于冰还特别指出,良渚水利工程年代早、分布广、规模大,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筑技术先进,体现了良渚社会高超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
治水工程预示文明曙光
标志早期国家形态出现
“东方的农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治水文明’。”王宁远研究员告诉记者,良渚水利工程的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开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水利系统,多以渠道、水窖进行引水。而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良渚水利工程与埃及、两河流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古文明在不同环境气候下,“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的不同特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等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现,是良渚文明的重要标志,为中华文明的进程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同时进一步证实,良渚社会已经出现早期的国家形态,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
有关专家还建议,应加强对良渚古城水利工程及其相关遗存的保护,尽快列入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并纳入良渚古城申遗价值研究范围。
“今后,围绕良渚水利工程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跨学科研究,通过水利、生态、考古等多学科综合视角,更加全面地评价这一古代水利工程的价值与意义。”王宁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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