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4月10日讯 对于杭州人来说，夏衍并不陌生。

　　杭州江干区的严家弄里，有夏衍的故居，其间的旧物、字画、图片，展现着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的一生。

　　最近，中华书局推出三本书：《懒寻旧梦录(增订本)》、《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全方位地展现了夏衍的一生和20世纪的风云变幻，其中，后两本由其女沈宁、子沈旦华整理、编纂。

　　夏衍是杭州人，但在其一生中，在杭州的时间并不长。

　　在这三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夏衍的“家世·童年”与“我的家史”两则文章，详述了其在杭州的童年与青少年经历。

　　100多年，夏衍笔下的乡野，如今已经成为杭州热闹的市井街区。读读这些书，可以看到城市风貌的巨变，还能凭借那些细节、信件去解读历史的真实。

　　一

　　一九○○年，旧历九月八日(公历十月三十日，这一年是闰八月)，我出生在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衖的一个号称书香门第的破落地主家庭。

　　浙江杭嘉湖一带姓沈的很多，大概是一个大族。可是到了我祖父那一代，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家道日益衰落，只是在离杭州城三四里的严家衖，还有一幢用风火墙围着的五开间七进深的大而无当的旧屋。

　　据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陈玉成几次进攻杭州的时候，曾在这间房子里设立过总部，这都是乡间人的传说，无从考证。不过我的祖父沈文远，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确曾被太平军“俘走”，因为他读过书，所以后来就当了陈玉成的记室(秘书)，直到陈玉成在安徽寿州战败，陈才派一个“小把戏”(小鬼)陪送他回到杭州。

　　我的父亲沈学诗，字雅言，是一个不第秀才，没有考中举人，就退而学医，给附近的农民治病。据说他的医道颇好，但是他在我出世后第三年，一九○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在祭祖上香的时候，一跪下去就中风而去世了，终年四十八岁。当时我才三岁，因此，除了后来在“灵像”(当时还没有照相)上看到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从村人口中听得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之外，没有任何印象。母亲徐绣笙，德清人，我们兄弟姊妹共八人，除了两个早逝外，一个哥哥，四个姊姊和我，都是靠她一个人抚养成长的。

　　一家七口，除了老房子沿街的两间小平房出租，有几块钱的房租，和每年养一两季春蚕有一点收入之外，主要得靠我舅父和两个姑母的周济。舅父徐士骏，是德清的一位绅士、地主兼工商业者，开一家酱园，也是一家当铺的股东。我的大姑母适樊家，住在杭州城里斗富三桥；二姑母适李家，住羊坝头后市街。

　　母亲是养蚕的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次“头蚕”和一次“二蚕”。在我八岁进城上小学之前，每年要养三四张蚕纸，劳力不够，得请短工帮忙采桑叶。我从五六岁起就是一个辅助劳动力，所以从“掸蚁”一直到蚕宝宝“上山”，这一整套旧式养蚕工序，我都会做。因此，后来我改编茅盾的《春蚕》时，在明星公司的摄影棚里，我是唯一懂得养蚕的“技术顾问”。老鼠是蚕的大敌，为了防鼠，就得养猫，因此我母亲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只和我同年出生的黄白猫睡在我的被窝里。为了喂猫，我常常到陈家荡去钓鱼，大概是六岁那一年，钓鱼时失足落水，差一点淹死。

　　二

　　严家衖是个小村子，读书人很少，只有村东头有一个私塾，一位姓陈的先生教着五六个童生。母亲觉得不放心，这一年夏天大哥回来，母亲和他谈起这件事，大哥建议把我托给樊家或者李家，到“城里”的学堂去念书，但是母亲不同意。她总觉得我们受他们的周济已经太多了，不要再麻烦他们，于是就决定让我到陈先生的私塾去“破蒙”。

　　这私塾设在一家叫“邬家店”的后进一间小屋里，只有三张板桌，几条板凳，先生也坐在一张骨牌凳上，前面用一个破旧的柜子当作书案，这和鲁迅先生所描写的三味书屋实在不成比较了。当然，书案上也还有一块“戒尺”，不打人，只作为“惊堂木”之用，有时候拍一下，让顽童们安静下来。入塾的那一天，母亲陪我到邬家店买了一包点心，用红纸包了一块“鹰洋”，作为孝敬先生的“束”，然后要我向陈先生叩了头，先生叫我坐在靠近他那个破柜子的长条凳上，这样，入塾“仪式”就完成了。第一本读的书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等等，当然还要“描红”，学写字。同学连我在内只有六七个，我一个也不认识，后来知道，住在严家衖的只有我一个，其余大部分是华家池或新塘镇来的。

　　我八岁那一年正月，母亲带我到樊家去拜年，当大姑母知道我在邬家店的私塾读书，就严肃地对我母亲说，这不行，沈家是书香门第，霞轩(我大哥)从小当了学徒，可惜了；又指着我说，这孩子很聪明，别耽误了他，让他到城里进学堂，学费、膳费都归我管，可以“住堂”(住在学校里)，礼拜日可以回家。大姑母主动提出，母亲当然很高兴地同意了。

　　这一年春季，我进了“正蒙小学”，这是一家当时的所谓“新式学堂”，但是功课并不新。我插班进二年级，一年级学生念的依旧是《三字经》，不过这种新的《三字经》已经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了。二年级念的依旧是《论语》、《孟子》，只是加了新的功课，一门是算术，珠算、笔算同时教，一门是体操，另一门是“修身”，内容我记不起了，从“修身”这两个字判断，大概是当时的思想道德课吧。

　　在“正蒙小学”念了一年半的样子，就退了学，这是母亲决定的。我吵闹了一阵，也没有结果。作出这个决定，我后来想，可能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樊家是望族，大姑母的公公曾在大官僚王文韶下面当过相当大的官，和他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大姑母把我这个穷孩子带在身边，可能有人讲了闲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了；二是樊家和李家都有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新的书包，有白铜墨盒、铅笔，而我则一无所有，不免有点羡慕，或者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可能也被母亲察觉到了。

　　三

　　到我十岁时，母亲下了决心，把我送到德清徐家，母舅供住食，学费零杂由两个姊姊分担。

　　我高小毕业后交不起学费，只能在艮山门内的一家染坊当了半年学徒。但不久，德清县因我高小毕业时“名列前茅”，决定给我“官费”上中学(每学期6元，一年共12元)，我才进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

　　我在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时，学业成就是“甲”，但由于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当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所以“品行”被评为“丁”。毕业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不成，这时，“甲工”的校长许炳堃(缄甫)忽然找我，说学校可以以公费送我到日本去读书，我就于1921年秋到了日本。翌年，考上了在福冈户畑町的明治专门学校(私立的工科大学)电机科，获得了官费。

　　到我1927年从日本回国时，除了三个姊姊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戚了。我在1930年和蔡淑馨结婚，定居上海。这之后，有经常来往的，就是蔡、袁两家，连德清徐家，也很少来往了。

　　(摘编自《懒寻旧梦录》——“家世·童年”、《岁月如水流去》——“我的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