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5月7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今年春天有那么几天，熊培云在故乡江西永修的老家，静静读书，散步。他几乎不上网，除了有重要事打电话。陪伴他的，是故乡的一切。后来他在朋友圈写道：“高枝啼鸟，小川游鱼，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即便是在现在的工作地天津，他也有很多时间是安静地呆在他任教的南开大学的图书馆里，看一整天的书。他说自己是“坐得住书斋，下得了田野”之人。

　　几年前，《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出版，熊培云回到本土本乡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命运，也在关于故乡的回忆里，点滴记叙了自己和身边人成长的故事。

　　几年后，《追故乡的人》出版了。他记得写完此书的那夜，他在永修乡下，山风呼啸。而今，同是那个走出故乡的人，从青年走到了中年，似乎心境有些不一样了。他写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故乡，也有精神上的故乡。

　　在他16岁那年，祖母突然病倒，父亲只能用推车推着祖母往医院赶，因治疗不及时，祖母在去医院的途中就离世了。这件事对熊培云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他不仅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提到了这一巨痛，在《追故乡的人》里，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件事。

　　熊培云是个很感性的人。他还写儿时全家人经常在旁歇息的一棵古树被树贩子挖走后，“我的伤心至今仍未平复。那是祖母过世以后，我最难承受的一次生离死别。当古树带着它的过去消失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这个故乡已经没有了未来。”

　　乡愁这个词，由近及远，由远及近，牵扯着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线，有了更沉厚的内涵。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对一个追故乡的人来说，却不仅仅是一种感性。

　　4月下旬，熊培云作为本报春风图书势力榜的评委来到杭州参加春风悦读盛典，与钱报记者有了一番交流对话——

　　故乡于我

　　慢慢变成了一个双重的囚笼

　　浙江在线：《追故乡的人》这本书，你为故乡拍下点点滴滴的照片，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熊培云：我不是摄影家，但有外出拍摄照片的习惯，一方面是为了记录当时的情感与现场，另一方面也是为写作积累素材，就像是在纸上做笔记。而就后者而言，尤其是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因为来不及抄写，拍照便是最好的捷径。这样我在书写回忆性的内容时就很少会有差错。

　　这些年由于数码相机的普及，我大概拍了几十万张照片，书中所选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浙江在线：这本书听起来是献给生你养你的故乡的，虽然你后来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但故乡是你出发的起点是吧？

　　熊培云：和许多人一样，离开故乡很多年，总难免受到思乡之情的折磨。而我，因为写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不断地回到乡村，了解了故乡越来越多的事情，这种情感就夹杂着更多历史与现实的成分。

　　故乡于我慢慢变成了一个双重的囚笼。一方面我回不去故乡，另一方面又走不出故乡。

　　我的故乡给我了许多精神上的养育，那不是知识性的，而是经验式的。那里不仅有宽阔的自然和朴素的生活，还让我有机会了解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人们的艰辛与坚韧，这些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人格。

　　转型期的乡愁

　　是指向未来

　　钱江晚报：城与乡，当下时代最受关注的话题，你怎么看乡村的凋敝，以及向城市的聚集?

　　熊培云：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乡村的确衰败了。但中国乡村并非一个整体，有些地方衰败了，有些地方也在成长。我尽情讴歌乡村，但并不反对城市。我认为城市与互联网一样，都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们都符合人类合作的天性。中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但我希望这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不是造城的结果。

　　浙江在线：你所谓“转型期的乡愁是什么”？

　　熊培云：我所谓转型时期的乡愁，是时间意义上的。我走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在那里看到过一些美好的东西，我希望我的故土家国也有那些好的东西，这是乡愁并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

　　在此意义上，有乡愁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它告诉我这片土地至今缺少什么，需要什么。如果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因此有了动力和方向。

　   浙江在线：你从童年的、地理的故乡，到未来的故乡，有一个精神的跨越，“未来的故乡”是一个确定的词么？

　　熊培云：故乡，如果从汉语词源上来分析，它似乎是指过去的乡土。这里也仿佛有一个悖论，故乡只属于游子，如果你没有离开故乡，你就没有故乡。我说的未来的故乡，的确是精神层面的。作为一个词它是确定的，但是其所指向，也有可能随着我的精神生活而变化。

　　中国人以家为信仰

　　先救出自己，然后救起家庭

　　浙江在线：你在自己的公号“思想国”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乡村社会的“亲情救助”，你谈到家族间的救济才是中国“超稳定结构”中最重要的一环。你也谈到自己走出乡村后成为救济大家庭的主力军，努力回报当年读书时亲戚们的相助，那么你对“亲情救助”的态度是什么？

　　熊培云：在我家乡乡下，如果有兄长在外“赚大钱”，当弟弟妹妹要上大学时，父母通常不会考虑寻求国家的救济，如助学贷款，而只是家族内部解决——他们甚至认为家里有人在城里工作还要找国家贷款是件十分羞耻的事情。究其原因，农民视本家族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有困难必须共担当。

　　中国人以家为信仰，有责任心的人通常都会先努力救出自己，然后救起家庭，一旦完成了血缘上的救赎，他们改变社会的愿望也就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关于这一点，相信许多从乡村走出来并且担负起家族命运者都会有所共鸣。这种亲情救济首先得益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浙江在线：你说“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的痛苦所在”，这是当下几亿中国人的普遍痛苦么？

　　熊培云：没做过调查，不敢妄言几亿人。但我相信很多人会有类似的漂泊感吧。而且，从哲学层面说，漂泊也是人的宿命。

　　所以，一个声音对我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另一个声音又对我说生活在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