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在变革中向前推进，一段历史的跃迁总在量积中实现质变。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走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形态。实现这样的目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既是关键一招，也是必由之路。

　　社会发展表明，中间阶层在所有现代国家崛起进程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没有较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谈不上富裕；如果没有较高比例的中等收入群体，谈不上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是中等收入群体？“扩中”扩什么、怎样扩？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问题，更是改革发展问题、社会治理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务实地办，打好“扩中”组合拳。

　　记得早些年，有人用“苦瓜”和“甜瓜”来生动比喻下山脱贫带来的变化，他们说：“下山前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下山脱贫了都是一根藤上的甜瓜。”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等收入行列，实质上也是“苦瓜”变成“甜瓜”、“甜瓜”变得更甜的过程，让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丰厚，日子越过越红火。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甜瓜”到底有多甜，一定水平的稳定收入是基本“糖分”，只有达到相当比例的“甜度”，“甜瓜”才能有足够的甜味。

　　让“甜瓜”更甜，不同群体需求各异，需要精细化作业，因人因地施策，把这本大账算清楚。要弄精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边界线在哪里，搞明白有多少人已经“入群”了，有多少人踮踮脚尖就够得着，还有多少人仍徘徊在“圈外”，要允许“圈内”的人存有差异。对那些仍处于低收入群体的，要给予更多的“阳光雨露”、养分供给；对已经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要做好疏藤搭架，让他们更好地往上生长。总而言之，“扩中”既要让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更要让人民群众有感，让美好生活惠及面更宽更广。

　　有人感慨，中等收入群体就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自己好不容易实现了10年前定下的“小目标”，可放眼一看还是没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亦或是当年自己“稳坐钓鱼台”，可10年后发现又滑出了这个群体。究其原因，在于中等收入群体以收入水平作为划分标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特征，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下限和上限都会相应发生改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长久坐庄”。

　　中等收入群体是发展的产物，往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里，那些收入保持在中等水平、就业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宽裕的群体，脱离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现状都是不切实际的。其衡量标准因国情省情而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是普遍性和差异性的有机统一，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而同步提高。作为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地方，要按照整体上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要求，针对发展程度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合理确定中等收入标准，把普遍标准与国家发展、省域实际、百姓生活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中实现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更高收入。

　　放到共同富裕的大场景，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规模要足够大，而且内部结构也应更优化。202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据统计已有4亿多人、1.4亿多个家庭达到了中等收入标准，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从比例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只有三成左右，离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目标要求还有不小差距。而且，现有中等收入群体较大部分刚迈过中等收入的下限，滑出中等收入群体、跌入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较大。仅用数量单一维度来衡量，“扩中”的含金量就会打折扣。

　　数量、质量和结构共同构成“扩中”的立体坐标，要在注重量的扩张的同时，把更多功夫下在质的提升上，让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稳固。要以数字化和低碳化相结合，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推动高新科技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高收入就业岗位，从而带动城镇居民的工资增长。要拓宽居民收入渠道，促进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协同发力，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提质，让更多的资源变为资产、财产变为财富，把整个社会打造为成色更足的“金橄榄”。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回溯历史，社会工业化之前的传统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小生产者、农场主和商人构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商业精英、行政人员以及专业技术领域的资深人士构成。进入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一趋势愈加凸显，高素质劳动群体俨然是“扩中”的基本盘。“知识就是力量”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非言过其实。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促进共同富裕的愿景内在统一。提升低收入群体的能力素质，就是提升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能力；提升中高收入群体的能力素质，就是提升他们对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在这方面，可挖掘的潜能很大，像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甚至包括新生代进城农民工等，数量众多、素质优良。要深耕诸如此类的重点群体，加强人力资本开发，不断壮大“白领”与高级“蓝领”队伍。也要尤其关注相对贫困人群或困难群体，他们不仅收入少，也少有财产和人力资本，缺少发展和创收能力，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推进人口市民化转移，拓展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机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共享“扩中”成果。

　　中等收入群体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既是供给的重要提供者，也是需求的重要创造者；既有较强的消费意愿，也有持续的消费能力，是购车买房、休闲旅游、优质教育医疗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需求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中坚力量、稳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应对外部市场萎缩、打造内需主导型的自主增长、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拉动我国经济结构持续升级十分重要。

　　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市场很大，大就大在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以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为基本支撑的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活力的发展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并逐渐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未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必将更为惊人，其影响将更加深远。要在更大的格局下看待“扩中”、谋划“扩中”，把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有恒产者有恒心”。先秦时期，滕文公问孟子治理国家之道，孟子回答说，老百姓有了固定的产业、稳定的收入，就有坚定的信念、稳定的思想。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政体是最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发展的受益者，往往对社会秩序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更强，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更加期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个群体越是壮大，越能有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善治，激励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经济学中有个“木桶理论”，木桶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的，有短板就装不满水，但木桶底板有漏洞就装不了水。“扩中”既是为了把收入的短板拉长，也是给社会发展加固底板。奋进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上，每个人都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如果没有较高水平的收入基础，社会和谐稳定的“底板”就不够结实。

　　当前，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是看得见桅杆尖头的航船，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恰如逐渐张满的船帆，扬起这张迎风而上的巨帆，靠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都动起来、加把劲。置身“扩中”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只有参与者、推动者，没有旁观者、坐享者，政府、企业、个人、社会都要找准各自的跑道，让各方潜能从“物理叠加”，变为“化学反应”，点燃“扩中”的强劲发动机。

　　“扩中”不是一张统考卷，考生不同，拿到的试卷也不一样，政府、企业、个人、社会都要开动脑筋答好自己的题，考出高分答卷。比如，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为“扩中”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企业要把自身生产经营搞好，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稳定收入来源。个人要加快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自身能力，增强创造社会财富的本领。社会要形成“扩中”的良好氛围，形成中国特色财富伦理价值体系，广泛倡导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理念风尚，让财富变幸福。

　　“扩中”等不来、要不来，只有社会发展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分到每个人手中的“蛋糕”才可能足够多。社会总体财富的积累是“扩中”的基本条件，要持续做好居民可支配收入“加”的文章。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比重的42%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超过60%，有的甚至高达70%以上。这表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空间，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扩中”的硬道理。

　　做大“蛋糕”要靠“众人拾柴”，让全社会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无论是促进“收入增长”还是“社会平等”都必须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市场主体是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平台和提供就业岗位最主要的载体，据统计，仅民营企业就解决了我国80%以上的就业人口问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新动能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70%左右。要坚持稳企业与稳就业相统一，推动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为亿万家庭提供可靠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社会财富更加厚实、更可持续的活水源头。切好“蛋糕”，关键要打通三次分配互促的通道，在初次分配“造血”和再分配“供血”基础上，加强三次分配的微循环“输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扩中”是社会财富双向流动的过程，财富流入越多、流出越少，老百姓挣得多、额外负担少，“扩”得就越快、越好。从现实情况看，已有的中等收入群体处于门槛附近的比例较高，一旦遇到经济发展波动或因灾因病等不可预见因素，就可能掉队出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坚持开源与节流并进，防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另一部分人掉出去。

　　扎紧防止中等收入群体财富流失的“篱笆”，重中之重在于强化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托底功能。要协同推进财税政策、社会保障、慈善制度创新，稳定收入预期，减轻负担压力，完善兜底体系。税收越来越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工具，要健全有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政策，探索以家庭收入为基本核算单元的征税体系。人均房产价值要远远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需要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放在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上，减轻家庭负担。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每个家庭的主要支出，要系统性重塑这方面的政策工具，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社会力量发展教育、医疗等准入和激励制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合力破解中等收入群体后顾之忧，让“扩中”扩得了、留得住。

　　当前全世界都在看，进入第二个百年的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车可鉴，殷鉴不远。一些国家之所以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顾时代变化而选择“躺平”，片面强调高福利最终养“懒汉”，是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社会携手跨越，仅凭少数跨过去是实现不了的。正好像团体比赛，不在于第一个撞线的人有多快，关键看大多数人能否跑出好成绩。

　　“扩中”不仅是经济社会运动的过程，也是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培育和风尚塑造。假如以“搬砖”“摸鱼”自居，不可能随随便便成为被“扩”的对象。与物质财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相比，精神富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更加重要、更为持久。要在全社会广泛倡导劳动致富、创新致富的富裕观，积极培育依靠奋斗实现更高收入的价值观，大力弘扬绿色简约生活的文明观，激励人们各尽所能迈向中等收入行列，在共同富裕的跑道上开足马力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