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3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陈伟斌 吴朝香)近年来,有关精神病患者肇祸的事件时有耳闻,有的触目惊心,但是,总体上,我国有关部门对此的重视和管理都在提升。
不过,记者采访得知,目前虽然医疗手段和管理方式都上去了,也并不能将所有病人完全管好。
采访中,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表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有位患者一看到钱就犯病
他不可笑,只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对于精神类疾病的诊疗和管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副院长陈致宇看来,并非只是简单的社会投入问题,其实社会上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依旧欠缺,“不能接受和面对这样的现实,是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过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该数据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很多人,都对精神病患者敬而远之。
米市巷街道工疗站的负责人王丽,自然也没少听到这样的说辞,最常见的态度就是:离他们远点。
还有的则是把工疗员们的举动当作一个笑话,“我们这里有一位患者,一看到钱就兴奋,然后犯病。我身边就有人觉得非常可笑。”
但王丽知道,工疗员们是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有时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表现难以理解,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些人嘴巴里嘀嘀咕咕,这是他们出现了幻听,和脑海里那个声音在对话。还有的骂人,那是在和那个声音对骂,但是不知道的人就会误会。”
陈致宇说,因为精神病人的病灶在人的“指挥中枢”——大脑。大脑一旦出现问题,言语、动作和情感都会表现凌乱并难以被人理解。这种表现很容易被歧视和误解,特别是出现一些攻击性行为时,就更容易“谈病色变”了。
这么多年下来,王丽努力去摸透他们的想法。
聊天中,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他们不是做错事,只是思维方式不同。
但她承认,即便努力尝试,有时还是很难理解他们的世界。
“有个工疗员,总喜欢自己独自看报纸,一份报纸能看整个下午,也不太和其他人交流。因为他乒乓球打得好,我们工作人员有一次让他放下报纸去打打球,他就突然发火,跑去社区投诉。”面对这种状态,王丽也只能站在“他们是病人”这种角度来解释。
只有在医院才感觉被尊重
病耻感让他们不敢面对现实
尽管国家和医学界也在尽力宣教,希望人们能接受和认知精神病,但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关系,人们对精神病人还是排斥、歧视。
其实,很多重症精神病患者,也能经过治疗回归社会,甚至组建良好的家庭。
陈致宇说,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病情波动,有些行为无法预测,外界也不愿意与其沟通,病患就容易被孤立。
同时,很多精神病患者都有“病耻感”,他们不愿去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诊疗,“这也是因为很多人对精神疾病有偏见。”
工作中,陈致宇和其他医生会主动与病患沟通,“病患很希望被社会接受,有病人也说只有在医院里才感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一方面是因为医护人员尊重他,另一方面身边都是病友。但社会上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感觉还是医院好,但是很多人无法长期住院。”
在米市巷工疗站采访的时候,记者曾问过王丽,工疗员们最需要什么?
“被周边的人认可。”王丽说。
“他们真的很渴望被社会认同,你可能想不到这种激励有多大。”王丽举了个例子,去年有个单位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大型演出,这很少见,“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请这些人去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其实没那么可怕。他们事后就很兴奋:我登台,我表演。这种正面的情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普通人是一样的,只是在病症的影响下,才会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陈致宇并不赞同外界对精神病人的世界观进行单独分化的观点。
陈致宇在长年工作积累中发现,即便在犯病时,他们也有三观,“例如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
这个话题让王丽也有些无奈,“精神卫生的知识还需要加大科普力度,大家都应该多了解一些。”
真正引发严重肇事的比例为万分之一
但“中间层”的管理有点难办
如何管理,始终是一个现实问题。
陈致宇介绍,目前我省纳入网络管理的精神病人有四万多人,其中真正引发严重肇事肇祸的比例则为万分之一左右。
但陈致宇也坦言,虽然比例很低,可一旦出事可能就是恶性事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中间层”的精神病患群体,在管理上比较尴尬——他们是没在医院接受诊疗,同时也不在社区机构康复休养的精神病人群,一旦家人监护缺失就容易出事。
在工疗站,工作人员发现,有时一些病人有明显的精神问题,但家属不愿正视,病人也不配合就医,因此也没有医院诊断证明。
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人投诉,工疗站工作人员也不能直接干预,因为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没有诊断证明就不能把人随意送往精神病医院。
医院层面,除非是病人肇事肇祸后,由社区、公安等相关人员协同送来,否则理论上,是不能上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收治诊疗的。即便是来医院诊疗,也必须由病人一方出于自愿(包括家属陪同下的自愿)才可以。
“这个群体是否可以适管适防?”陈致宇说,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不理解乃至歧视,让很多患者不愿被外人知道自己患有精神病,所以这些人怎么管确实是一个问题。
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治疗,监护人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实中,很多病人出院后,因为周围环境的歧视,会导致病人抵触治疗,“人们的观念中,不吃药就代表病已经好了,精神病患者也有同样的观念。如果监护人不细心,病人有时会自我停药,这很可能导致发病。”
从一些案例的发生可以发现,正因为监护人的不配合甚至抵触,才导致病人发病甚至出状况。陈致宇观察发现,只要能在监护人的配合下坚持服药和积极接受治疗,精神病人一般都能保持稳定状态,而“最高境界”就是相对正常地融入社会生活。但是,对严重患者的日常管理还是要严格些。
陈致宇希望,在特殊情况下,家庭监护人能对这个群体承担起管理责任,如果不行,那么社区应该参与进去,“相关执法部门也可以提醒监护人加强这方面的意识,因为万一出事,监护人还是会承担一定责任的。”
陈致宇最后说,很多精神病人接受治疗后病情缓解,表现几乎接近正常人,而回到社会环境也是他们的权利。
有的病人会产生幻听让他去自杀或伤害别人,但病人不会马上去做,他会有意识地去珍惜生命,去抵抗幻听。直到抵抗不住时,才会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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