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爱老人向记者讲述宁波沦陷时自己一家的悲苦生活。

　　“早几年，有人一问起我宁波沦陷时的事，我眼泪就止不住。现在，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眼泪也流不出了。这份难受，一直在，永远忘不了啊。”89岁的徐玉爱家住马园社区，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她说，那段悲情岁月，早已烙印在骨血里。

　　曾经的小家和美幸福

　　1929年，徐玉爱出生在新河桥旁，离西门口不远。她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出嫁前会一手缫丝手艺，嫁到徐家后，每日料理家务，照顾孩子。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我家离河近，靠河吃河，父亲是捕鱼的。”徐玉爱说，每日，父亲驾着小舢板去西乡捕鱼，几乎都是傍晚出门，把捕鱼的扎勾放在河道里，再回家睡觉，第二日天还没亮就去收网，这样，才赶得上去早市卖鱼。

　　“卖鱼换来的铜板，就是家中的全部收入。自己是舍不得吃鲜鱼的，卖不掉的，才带回家中吃。”徐玉爱说，虽然日子不算富裕，但一家人过得和美幸福。当时的邻居们日子过得也很平静，有一户邻居也是捕鱼的，也有邻居开渔网加工小作坊。

　　“我11岁左右，大概1940年吧，感觉时局动荡，鱼不好卖了，家里情况也差些了。不过，和后来比，当时已经算是天堂了。”她回忆说。

　　躲在田边草堆里，听着城里枪声

　　1941年四五月间，宁波各地相继沦陷。4月19日，镇海沦陷。次日，宁波（鄞县）城区沦陷。22日、23日，慈溪、奉化、余姚也相继沦陷。

　　根据史料记载，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时的镇海县城在陷落后两三天内，被屠杀的民众有40余人。1941年5月30日，日军400余人进犯鄞西大皎村，焚毁房屋1600多间，烧死3人，枪杀11人，强奸妇女40多人，抢劫财物无数。

　　“1941年4月20日，那天我刚吃过早饭，发现城里一大批人跑出来，大家喊着‘东洋人来了，快跑！’”时隔70多年，徐玉爱仍记忆犹新。

　　父母带着徐玉爱和弟妹跟随人群一起往西乡片跑。“怕啊。那时候，躲在田边的草堆里，不敢动，也不敢发出声音。听着城里轰隆隆的声响，还有各种各样的枪声、炮声。天黑了，我们一家才悄悄地回到家里。第二天听说，电灯公司（现在市二院旁边的国家电网位置）被东洋人的飞机给炸了。”

　　从1941年4月20日起，徐玉爱一家人经常是一大早逃难去西乡躲着，晚上再回家。苦、累、怕，几乎让一家人麻木了，饥饿更是家常便饭。什么时候是尽头，谁也不知道，那只是心底深处的期盼。

　　“唯一庆幸的是，成天打，成天炸，我家的房子倒没被毁掉，可能边上没有重要目标吧。一家人总还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在徐玉爱的印象中，电灯公司是被炸最多次的地方，“有一次飞机飞过，子弹突突地往下面扫。我们正好在家里，按照大人说的，趴倒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老人说，可能是10多岁时的这些经历，让她胆子很小，“我有心脏病，现在一听到大的响声，也会害怕。那时，怕，成天哭，现在眼睛也坏了。”

　　父亲被日本人拉去做免费苦力，受折磨而死

　　“日本人来了，我们的日子更苦了。铜板不用了，改用新币，我们这样的人家哪来的新币。以前，两个铜板能买一提酱油，日本人来了，买酱油的钱也没了。不过，当时饭都吃不上，哪需要用酱油来做菜。”徐玉爱说，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城封锁，下河捕鱼自然也是不可能的，家里就这样断了经济来源。没钱，自然吃不上饭。实在没办法，家中有时去米店赊一升米，熬了薄薄的米汤，放些野菜，勉强填肚子。即便这样，父母也舍不得吃，尽可能让孩子们多吃几口。

　　雪上加霜的事还在后头。“东洋人到处拉人去做拉夫，也就是苦力。我父亲有一日突然被抓走了。煎熬了很久，父亲终于回来了，染了一身病。他说，日本人让他们搬石头、拉泥，都是极辛苦的体力活。日本人一分工钱也不给，病了就像扔垃圾一样把人扔回来了。家里饭都吃不起，哪有钱给父亲治病。父亲回来没多久，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病死了。他是被日本人折磨死的啊。父亲一去，家里的天都塌了。那时候我13岁，妹妹10岁，弟弟7岁。我们孤儿寡母，怎么在这乱世活下去啊？”

　　每天担惊受怕，过老江桥要向日本人鞠躬

　　当时的日子有多难？徐玉爱停顿了很久，不忍再说下去。

　　她只提了一点：“我弟弟，才7岁，就去给别人拉船。7岁的人，才多少力气，不过是求人赏口饭吃，可以晚一天饿死。如果日本人不来打宁波，如果日子安安生生的，我父亲每天打鱼去卖，一家人总能吃饱饭，我7岁的弟弟哪会需要去给人拉船讨生活。”

　　父亲走了后，母亲为了养活全家，每天去卖粽子、卖蚕豆，希望能赚点钱，维持这个家。

　　“抗战胜利前那几年的日子，老百姓真是跟奴隶一样，每日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每天，母亲要过老江桥去摆小摊，我也经常去。那时，桥头都有日本人派人全副武装地站岗，日本人放一张桌子，军官坐在桌子后面看着。经过的平民百姓都要向他们敬礼，还要给日本人鞠躬。如果鞠躬没有90度，或者碰到日本人不高兴、不满意，那是要吃耳光的。身上的东西，都要自觉放到桌子上接受检查。”徐玉爱说，每次过老江桥时，她总是怕，总想着快点走过去，时常会看到日本人对老百姓拳打脚踢。

　　那时候，日本人还会不定时地用木头和铁丝做成的栅栏封住马路，对老百姓进行检查。如果没有良民证，就要被抓起来，关进开明街那边的宪兵队。宪兵队可以说是老百姓最怕的地方，从外面经过，经常可以听到里面传出的惨叫声，一旦进去了几乎不可能出来。“真是屈辱啊。那些日子，心都是悬在半空，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徐玉爱说。

　　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

　　总算，盼来了抗战胜利；总算，盼来了宁波解放。徐玉爱一家的日子开始有了转机。

　　她嫁人了，丈夫也是捕鱼的。“日本人走了，我们又能捕鱼了，能卖一角钱一斤，又可以吃上饭了，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

　　年幼的弟弟也神奇地撑过了拉船做苦力的日子，去了盐场工作，每月还能给母亲5块钱的养老钱。

　　……

　　和记者聊着聊着，时间到了中午，徐玉爱的子女送来了中午的饭菜。

　　徐玉爱摇着蒲扇说：“现在，不管家里是穷是富，总是平安的，心总是定的。像过桥，哪还用担心被拳打脚踢。现在，只要自己肯努力，日子总差不到哪里去。这就是好日子啊。现在的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