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19日讯 “一个星期可以休息两天半，多好啊！”

　　“出去旅游，就可以多住一个晚上了！”

　　今年7月，嵊州出台政策，开始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一时受到网友的热议和羡慕，甚至一度上过微博热搜。

　　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个政策当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钱报记者和多名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聊了聊，想听听他们的心声。

　　一番了解后，记者发现，这个政策虽然出发点很好，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牵扯到工作、家庭、机关等多重人际关系，还有各人职场心理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协调。
　　一个萝卜一个坑，调休了工作没人干

　　8月14日星期五，李铭回到家已是晚上10点——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工作日，晚回家，家人早已经习以为常。开会，下村……最近，各村面临换届，事情特别多。

　　“一个月没休息了。”他的声音里透着疲惫。

　　李铭是一名乡镇干部，工作地距离嵊州市区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每天，他自己开车上下班，从市区到单位往返。

　　对于4.5天工作制，他虽没亲眼看到过市政府文件，但网络信息铺天盖地。7月初，嵊州市委办和市府办发布了《关于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促消费稳增长的实施意见》，在保证单位正常运转的情况下，鼓励完成工作任务的职工在周五下午进行调休。有特殊需要的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将两个周五半天调整到同一周的周五休息。

　　“主要是为了刺激消费，在我们嵊州搞试点。”他说。但对他来说，政策出台后，他的每个周五和以前一样上班。

　　“对我们乡镇的工作人员来说，能保证正常的双休日就很满足了。”李铭感叹说，“基本上，每个人有自己负责的一个领域，调休了工作就没法干，每天还有各种考核和打卡等等任务需要完成。”

　　据他了解，他所在的乡镇没有一个人调休。这个试行政策，镇政府也没有专门开会传达。
　　没有落实机制，没有政策传达，怎么休？

　　张涛是嵊州某局的中层干部，相对来说，他所在的部门并不算太忙。妻子在外地工作，如果周五调休的话，他可以去探望妻子，两人可以多一个晚上的相聚时间。

　　但张涛并没有调休，“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实行起来不太现实。”他直言。

　　嵊州市里的意见是有了，也只是鼓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那么，具体到单位，就缺乏一个落实机制。

　　“没有机制的保障，怎么实行呢？”张涛也只是在网上看过报道，但作为部门中层管理人员，也没有亲眼见过文件。

　　和李铭所在的乡镇政府一样，他所在的单位并没有向下面传达过这条政策。

　　“单位没有传达和明确这个政策，你会去申请调休吗？人家都没去调休，你会去吗？别人没去，你去了，同事们领导们会有什么想法？”张涛问了一连串问题，“单位里的人大多还是保守的，会有很多顾虑，除非确实有事需要调休。”

　　在嵊州这座小城，几乎政府各个部门都有张涛认识的人，他还没听说过，有谁在哪个周五按照政策调休了。
　　但现实还是骨感的，调休还要公示

　　一开始，公务员王丽确实觉得这个政策“太好了”，周末就可以一家人短途度个假，可以安心住上两个晚上，不会像以前那样匆忙了。

　　出台政策的当地有关部门人士也这样介绍：“试行4.5天弹性工作制，一方面可以刺激短线旅游；另一方面，通过实行自由、灵活的休假制度，也可缓解员工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但王丽很快发现，现实是骨感的。

　　首先，她打听了一下，单位里还没人申请调休。自己第一个去好不好？领导会不会批？

　　王丽的丈夫也在机关工作。若要出门，两个人得一起调休。在他的单位，申请调休合适吗？

　　还有孩子。暑假还好，如果上学，还得给孩子请个半天假。为休假耽误孩子学习？多半的家长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想来想去，这半天的调休假太麻烦了，还是安心上班吧。

　　公务员郑洁是90后。她也想过周五休假，和男朋友去度个假，但她也有顾虑——根据要求，申请调休需在单位公示，那不是全单位的人都知道了？自己还年轻，领导会不会觉得自己不上进？
　　只要能为推动消费做点事，都是值得的

　　4.5天工作制试行一个多月来，有多少人申请了调休？有多少人实现了调休？嵊州有关部门人士告诉钱报记者，当地并没有做过统计，因为这是要各单位自行落实的，“每个单位做法不一样。”至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消费等方面的效果，则更难量化评估。

　　“这个4.5天工作日的试点，我们肯定是支持的，包括周五也尽量不安排会议。但有时候也没办法……”嵊州某部门一名副局长这样说，目前来看，申请调休的确实不多，“这也是个人考虑，我们不方便干预什么。”

　　试点政策的发起单位嵊州市商务局局长郑国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介绍说，推出这个试点，是因为响应中央关于带动消费的号召。政策的设计、具体实行办法等内容，也是经过了好几轮的修改，才通过两办发布的，“作为发起单位，作为组织者和协调者，我们商务局肯定要以身作则，积极实行这个政策。”郑国达说，在该局，有多人申请了周五调休，“前几天，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刚申请了，一个副局长也带头申请过了。”

　　但事实是，除了商务局等几个部门推行，参与的部门并不多，“我们也心急啊！”

　　究其原因，郑国达坦言，可能是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他分析，首先可能是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其次，这个试点的发起单位是商务局，推行的力度不足，“这有点像‘小马拉大车’”。

　　“试点，本来就是做别人没做过的，需要探索，这个过程肯定难，有压力有阻力，还可能会有批评的声音，这些我们都有准备。但我们还是要去探索，只要在某个领域，能够为推动消费做点事，这些都是值得的。”郑国达这样告诉记者，“即使现在遇到了困难，但我们还是会继续积极地去推广和探索。”（文中采访人物除郑国达外，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