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上盘镇沙基村，后山老爷殿附近，87岁老人徐秀花的父母在此处安息。然而每年清明上坟时，徐秀花和后人们洒酒祭奠，却是对着半穴空坟——父亲徐天宝（又名徐叨恩、徐展华）的墓穴里，只是草草埋了几件旧衣物，留给后人一穴衣冠冢。

　　徐天宝的真正长眠之处，徐秀花足足找了75年！

　　今年3月26日，尝遍心酸、历经坎坷的徐秀花终于来到重庆，在红岩公墓父亲的墓碑前痛哭流涕，87岁的老人，像孩童靠在父亲怀里一般不住地抽泣。

　　在村里，虚岁88的徐秀花老人已算高龄，身体还算康健，找回父亲的讯息，让父母“团圆”，是徐秀花老人最大的心愿。昨日，记者赶到徐秀花家中，听她讲述这段绵延一个世纪的传奇故事。

旧时事

　　在采访中，徐秀花用言语绘出了记忆中父亲的模样。

　　在徐秀花的童年印象里，父亲相貌英俊，性格温和，还能识文断字，是她最崇拜的人。

　　徐秀花的母亲叫王小女。小夫妻融融洽洽，日子虽清贫，却也自有其乐。然而上世纪初那个动荡年月，正应一句老话“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国家完整，何谈小家安乐？1926年，徐叨恩将名字改为“徐展华”，加入国民党，决意保家卫国。

　　而“展华”这个名字，徐秀花也是后来才揣摩明白。

　　“父亲当了兵去部队，先是到天台、仙居那边剿匪。一次打仗时受了伤，他被同在部队的叔公救了回来，又得了一场病。”关于父亲的这段经历，徐秀花也是在叔伯长辈口中听来，“从部队中退下来，叔公带他去轮船上做保安，走的是海门（今椒江）到上海的专线。”

　　1934年，徐天宝供职的“孙中山”号上因查到乘客携带违禁物品，身为保安的徐天宝受到牵连，被关进上海的监狱。

　　“爸爸是被冤枉的，从上海到海门来来回回，他都捎些针线布料回来，让同村妇女绣花带回上海转手，以此补贴家用，但出格的事情，他决不会做。”徐秀花说，母亲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曾大着肚子到上海看望父亲。

　　王小女怎么也料不到，这竟是夫妻俩最后一次相见。那时候，徐秀花只有3岁，母亲肚子里怀着的是她的妹妹。

　　在上海关了半年，徐天宝被转押至安徽，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局势动荡之下，监狱系统瘫痪，徐天宝随人一起逃出无人管理的监狱，在安徽当起了教书先生。

　　徐秀花说：“那段时间开始，父亲对国民党冷了心，后来辗转到四川去当兵。”

辛酸泪

　　徐秀花的父亲和爷爷均无兄弟姐妹，在父亲徐天宝离家后的岁月里，母女俩亦无叔伯兄弟照顾，日子过得异常艰辛。

　　“我是中间个，前面有个哥哥，名字按家族辈分取，叫徐高亮。”说到这里，徐秀花声音哽咽，“民国十八年闹灾荒，家里没吃的，我大（哥）才3岁就因病夭折，之后才生了我。”

　　那时候徐天宝在外，妻子王小女靠守着家里一块盐田过日子。徐秀花4岁时妹妹出生，母亲去盐田称盐挣钱，两个女儿只能绑在家门口的门柱上。小女儿没衣服穿，王小女向殁了孩子的邻里讨来旧衣裳，改成小衣给女儿包着。

　　“盐田里日头毒，大人都受不了，小孩就带不过去，只能关在家里，我娘中午来喂一次奶，晚上再回家喂奶，妹妹才6个月就没了。”说到这里，徐秀花眼里已是老泪纵横。

　　徐天宝在外当兵，因为条件艰苦，并没有钱寄回家中，对于家人来说，丈夫和父亲这两个符号，更多时候是一种挂念。天气冷了，王小女担心丈夫受冻，倾尽所有纳了棉袄寄给在外的丈夫。

　　尽管如此，王小女对丈夫并无怨言，丈夫时常往家里寄的信，成了母女俩最大的期待。

　　盼书笺

　　王小女不识字，徐秀花更没上过学，父亲寄回家中的信件，都是由村里识字先生代念，徐天宝在信中称妻子为“妹妹妻”，外人念来，让王小女脸红到脖子根。

　　“父亲在外条件艰苦，居无定所，但对我实在是很好，他吩咐我娘别给我缠小脚，让我读书认字。”徐秀花告诉记者，母亲在盐田工作的时候，子女可以免费上学，从10岁开始念第一册，到11岁念到第三册，学堂不再免费，本身家里条件就困难，加上周围邻里的指摘，徐秀花再也没念过书，但一般的书信读写，对她来说已不算难。

　　徐秀花后来才知道，父亲让自己读书认字，也是出于现实考虑。当时徐天宝已经参加抗日，给家里寄信时在信中嘱托，让家人在信封外收件人写“徐展华”的名字，信内才称呼“徐天宝”。徐秀花明白，为了保密需要，父亲的书信已不便再委托他人代念，因此让女儿念书识字，才能安心书信往来。

　　虽然信中内容简简单单，但身边发生的大事，徐天宝也会在信中让家人知晓，自己肠胃不好做了手术，自己对抗战的信心，都写信告诉妻女，至于妻女最关心的自己的归期，徐天宝在信中说，“不打败小日本绝不回家！”

　　如果这些信件均被留存，自然是子孙后人们最好的纪念，但事与愿违。当时，日军从海上进攻临海，王小女告知丈夫后，徐天宝嘱咐妻子将家中信件悉数烧毁，如让敌人搜到，必定给家人带来祸害。

　　为了自己和女儿，更为丈夫的安慰，王小女与丈夫的往来书信被其付之一炬。

　　两相隔

　　“我娘烧这些信件时，可能觉得父亲总会回来，人当然比信重要，哪知道父亲再没回来。”徐秀花说，1942年农历八月，自己当时才11岁，父亲那头寄来一封信，信封已不再是“徐展华”的署名，也不是父亲熟悉的笔迹——信里头徐天宝患病离世的消息，是给母女俩的晴天霹雳。

　　这封信，几乎是抽干了王小女的心力，母女俩的生活没了寄托，王小女抱着徐秀花哭作一团。

　　当年年底，王小女母女俩再次收到四川方面来信，同时寄来的有一张50块大洋的汇款单，让王小女去海门的银行领取。此外，信中还告知了徐天宝遗体在四川省花龙桥的安葬处。

　　徐秀花儿子徐周盖告诉记者，母亲知道外公条件艰苦，不可能存下钱来，于是托人给四川方面回信，表示这钱若是国家抚恤金，母女俩就收下；若是友人资助，这钱便不能收，但希望告知徐天宝的更多消息。

　　但来回推脱几次，对方信中始终不提名字，只以徐天宝的友人落款，退款也就不了了之，从此也再无徐天宝的音讯。王小女遵照丈夫嘱托焚毁信件，但仍难确信丈夫是否去世，想去四川寻找丈夫遗骨。但兵荒马乱的年代，独身拖着幼女，这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

　　寻亲路

　　从1942年传来丈夫死讯到解放前夕，王小女母女俩相依为命，依靠在盐田称盐度日，所尝的艰辛自不必赘述。王小女对丈夫忠贞不渝，村里人有劝她再嫁或给她做媒的，都被她婉拒。

　　“直到解放后，日子才好过了些，土改后我们家分了土地，终于不需要忍饥挨饿。”徐秀花回忆，自己15岁时，家里多了口人，是杜桥镇“逃壮丁”过来的李克海，喊王小女作“婶娘”，比徐秀花大3岁。在徐秀花18岁时，母亲安排两人成了亲，李克海按族姓改名徐高贤，做了上门女婿。

　　家里条件改善后，寻亲又成了母女俩最上心的事儿。

　　然而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交通闭塞，母女俩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但不管是村里、镇里还是县里，找遍各个部门，谁也不识得有个叫“徐天宝”的人，每一次委托和叮嘱，全都石沉大海。

　　除了寻亲结果屡屡受挫，旁人的流言蜚语更让母女俩难熬。“村里人有人说我爸跟国民党逃台湾去了，这50块钱是他留给我们的安家费；还有人说他当了小官，没准在外面重新娶妻安家。”徐秀花说，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转回家来找我们，但是人死在外面，总得有个安身的地方。

　　从徐天宝友人回复的最后几封信上得到的地址，王小女知道丈夫可能安葬在四川省花龙桥（实为小龙坎）某寺后，曾多次托人询问，但均回复没有这个地址。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为满足母亲的愿望，也为自己寻亲的梦想，徐秀花给各个相关单位写信，包括北京党史办、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部门，但因当初留下的资料太少，均没能得到有用的答复。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当年沙基村边的盐田已建成村落，徐家也开枝散叶，王小女成了太婆，徐秀花也当了祖母，从两人的小家发展到十多人的大家，寻根的旅程却一直未终结。

　　这半个多世纪里，不管徐家的兄弟姐妹走到哪里，做生意还是打工，都会习惯性地向人打听“徐天宝”的消息；电视里、报纸上看到有关抗战老兵的消息，一家人都会格外关注。

　　为了寻找姥爷，徐周盖还特地到重庆做眼镜生意，边摆摊边打听姥爷的下落，渣滓洞、白公馆都已找遍。但在重庆打拼一年多，生意没做成，寻亲的事也一无所获。

　　1988年，徐秀花曾给重庆一家报社写挂号信，信封里塞了一毛钱，还有少得可怜的父亲的一些资料，希望对方无论有无消息都给自己回信。当时还真收到报社的回信，信中盖了报社的两个公章，说凭现有资料无法查询。这封回信被徐秀花塞在旧衣柜里，日后成了一家人“认亲”的凭据。

　　“我生了仨儿俩女，我告诉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别忘了找你们姥爷。”说到这里，徐秀花又湿了眼角，她想起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叹道，“要是我娘在世的时候能知道他的消息，那就好了。”

　　1998年，王小女去世，临走前最后的嘱托，她没说出口，家里人都知道是寻回消失半个多世纪的姥爷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