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最新版“中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引发网友热议。
在新版地图上看,浙江区域的彩礼钱一般为“10万起”,那么现实中温州各县市区的彩礼情况到底如何?记者采访了4名近两年结婚的市民,他们来自温州不同地区,分享他们的婚俗故事。
这里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故事只是个案,并不代表地区,也不代表温州。但我们可以侧面了解到,如今温州年轻人对传统婚俗的看法。
A
分享者:市民陈女士
“收下金条钻戒等,嫁妆50万元和一辆车”
24岁的陈女士是乐清柳市人,丈夫也是乐清人,两人相亲认识,于去年刚结婚。
“像网上看到的,男方给女方很多现金,我结婚是没有收的。”陈女士说,反倒是她的父母给了她50万元和一辆轿车,当做嫁妆。
陈女士说,虽然男方不用给现金,但要准备钻戒、对戒、手表等首饰,还有金条或黄金首饰等。在她的长辈看来,金条是必须要有的。因为陈女士对黄金首饰、手表也无所谓,最后也都免去了。“我从身边的乐清朋友了解到,也有男方给女方现金的,但现在很多女方父母会把钱退回给男方,或者直接给小两口,这所谓的彩礼钱不过走个形式。”陈女士说,具体金额多少,视家庭经济状况而定。
此外,陈女士还提到,两个人结婚不仅仅只是彩礼,还有很多婚俗,比如男女方要互相给对方置办衣服,女方要给新房买家具、家电、被子等。
“本着爱情至上的价值观,我对彩礼没有过高的要求,毕竟婚姻的稳固不是高额彩礼换来的,还有比彩礼更重要的东西,我的父母也是这样想的。我也见过因为彩礼撕破脸的家庭,连对彩礼的看法都不一致的家庭,也是无法成为一家人的。”陈女士说。
B
分享者:市民姜先生
“送完彩礼离开时,丈母娘将彩礼返还给我”
姜先生是龙湾永中人,今年30岁,结婚于2015年。
按照姜先生家的习俗,他将22万元现金放在篮子里,挑担送到妻子家,另外还要赠送两根刻有龙凤图案的金条,以及钻戒、对戒和手表。姜先生说,永强也有送金首饰的风俗,但看双方是否需要。
“在我送完彩礼离开的时候,丈母娘又将彩礼返还给我,最后原封不动地带回来。”姜先生笑着说,这都是形式,一般情况,男方都是拿回去的。而且彩礼有来有往,女方陪嫁也出不少,比如说装修、家具、家电,有的家庭还会买一辆车给自己的女儿,也是因人而异。
姜先生说,“所谓彩礼,其实全靠父母的支持,单凭自己的经济能力肯定力不从心,所以还是希望彩礼越简单越好。”
C
分享者:市民阿忠
“丈人家收下彩礼后,加钱作为陪嫁赠与妻子”
阿忠是瓯海人,28岁,今年刚刚结婚。阿忠与丈人、丈母娘的关系不错,所以结婚前两家谈到彩礼时,他没有找媒人帮忙传话(据阿忠说,为避免冲突,一般是找媒人做中间人商量彩礼事宜),而是自己直接与丈人、丈母娘商量。
阿忠说,他与妻子是相亲认识,妻子是苍南人。瓯海和苍南两地的婚俗大致相同,他主动表示,婚礼习俗包括彩礼,尊重苍南女方家的风俗。阿忠的丈人也很客气,也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细节。
“两家最后商量的结果,我给女方10.8万元现金,5万元的黄金首饰。”阿忠说,因为自己已经有车了,经商量,丈人家收下彩礼后,又在10.8万元的基础上再加钱,作为陪嫁赠与妻子。到最后,相当于男方和女方家庭各出一部分钱,共同送给小两口。阿忠还提到,一些女方家庭则会在男方给的彩礼钱基础上加钱,买一辆车给女儿,彩礼钱多少和车价也视双方家庭情况而定。
“结婚事宜已经很繁琐了,有些旁枝末节尽量能省就省,特别是落后的习俗,对于现在喜欢简单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没有必要。但是好的传统还是应该要尊重,特别是上一辈人这么过来,他们很坚持传统形式。”阿忠说。
D
分享者:市民刘女士
“我没要彩礼钱,收了金首饰”
“我主动跟老公说不用给彩礼钱了。”市民刘女士笑着说,她不在乎这笔彩礼钱,这笔钱在形式上给来给去,意义不大,而且她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不用计较这些。
刘女士和丈夫都是鹿城区人,相差两岁,属于自由恋爱。刘女士说,丈夫在谈恋爱的时候就称自己家庭困难,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所以她主动提出不要了,“我父母刚开始肯定是有要求的,按照身边朋友的习俗,彩礼钱在8.8万至10万元左右,最终父母也拗不过女儿,最后松口说‘尽力而为’。”
但是送黄金这个习俗没省,刘女士的丈夫最后送了金条、钻戒、对戒等。刘女士的父母则买了一辆十几万元的轿车作为陪嫁。至于习俗里女方需要置办的家电、家具等,由于男方已经备齐,刘女士也一一省去了。
“女方若是收了彩礼钱,也是要通过其他形式还给男方的。这彩礼来来往往,最终还是归两夫妻的,所以不重要。”刘女士说,因为她开了这个头,身边好多朋友也“跟风”不拿彩礼钱。
民俗专家:
观念在变化
但仪式感不可少
谈起温州的彩礼现象,温州市民俗学会会长金文平表示,彩礼包括订婚和结婚的聘礼。如今,彩礼不局限于男方给女方的礼物,视双方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如果女方经济条件优于男方,反过来给男方彩礼也有。
从字面上理解,彩礼主要指礼物、礼品。在过去的温州也是如此,男方给女方彩礼,以实用性的礼物为主,比如说碰到过年时候,送点腊肉、鸡等年货,到了现在,增加了金、银等贵重礼物。近几年,温州的彩礼风俗还有一个新变化,除了送礼物,还增加了现金。
从民俗角度,彩礼是人情世故的礼节往来,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关于彩礼的观念在变化,有的地方出现了以现金红包代替礼物,看似手续化繁为简,移风易俗,但意义却不一样了。彩礼不能太简单,送的礼物不一定贵,也不一定多,但是仪式感不可少。
此外,最重要的是不能出现攀比风气,或者被动地要求对方给多少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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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中国彩礼地图出炉:长江流域出现“零礼金”
4年前,一张“全国彩礼地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图形式标注了中国各地的结婚彩礼金额,引发网友热议。记者经过调查发现,4年时间里,这份“彩礼地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等也成了结婚标配。
彩礼地图
西部高东部低,山村高城郊低
今年27岁的小安是河北省保定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去年年底结婚。他告诉记者,礼金是6.6万元加买房买车。“在保定农村,如果男方没有正式工作,彩礼是10万元起步,还要在县城里买房、买车。”小安说,这几乎是现在本地农村结婚的“标配”。据他介绍,当地农村还有很多讲究,比如礼金要“万紫千红一片绿”,即1万张5元(紫色)钞票、1000张100元(红色)钞票,再加一把50元(绿色)的钞票,需要花费至少15万元以上。还有的地方讲究“三斤三两”,即用3斤3两重的、崭新的100元钞票作为礼金,一共大约15万元。
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可喜变化华南降幅大,长江流域“零礼金”
可喜的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地区,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
罗观林是素称岭南古邑的广东省英德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老罗1982年结婚时,给女方的礼金是900元。2000年,他的儿子结婚,礼金是8000元。去年,当地的彩礼是1至2万元。如果以农村公务员工资作为参照,当地农村的彩礼水平下降了90%。
此外,长江流域如重庆市、武汉市等一些地区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这些地方自由恋爱的基础比较好,彩礼和嫁妆相当于双方父母的财产完成了代际转移。
这种势头在深圳、北京等城市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在这些城市工作、结婚的受访者告诉记者,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出于对女儿未来幸福的考虑,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天价彩礼
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移风易俗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为应对越刮越烈的彩礼之风,2016年7月29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委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各级政府将加强引导,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意见》同时对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不断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趋向自然平衡等提出要求。2016年11月2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倡导移风易俗,推进乡风文明”电视电话会议,农村“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现象被点名批评。
那么,如何通过移风易俗,铲除“天价彩礼”的土壤呢?“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也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吴国宝建议,可以引导农村社会组织、各种社区协会甚至传统组织,通过制定一些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来遏制“天价彩礼”;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要内化于心才算成功。治理‘天价彩礼’,既需要政府引导,更需要社会合力。只要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此应该做什么,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天价彩礼’的歪风就一定能消除。”吴国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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