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奋斗史！忆往昔，老一辈温商艰苦创业岁月稠，看今朝，新生代温商锐意创新逐梦来。采访两代温商讲述创业故事、传承温州精神，展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力量。

　　温州八大王“合同大王”

　　亲述三次创业传奇

　　40多年创业路，几经周折，数次被中断，创业激情依旧。虽然创业中断都不是主动选择，还带着很多的无奈和辛酸，但这些挫折倒逼我的创业步伐走得更远更强劲。能一直走在创业潮头，我应该算是幸运儿，如今，我和我的家人仍奔跑在创业前线……

　　李方平，1955年出生。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业，曾是“温州八大王”中的“合同大王”，现为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楚，1979年出生。李方平长子，留学加拿大，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第一次创业

　　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

　　1970年代的李方平

　　我跟大多数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一样，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社会还很艰苦，求学更不是每一个人的权利。小学五年级时，正遇上“文化大革命”。书没的念了，我们就只能帮着家里做农活。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相比之下母亲出身较好，上过学，家里开过中药铺，舅舅还是教书先生，她知道学问很重要。在母亲的坚持下，赶在1969年春季招生我念上了中学，虽然当时只学语文、数学两门课，但比起很多同龄人，能够多念两年书已经挺幸福。

　　到中学毕业，就开始做生意了，当然当时勉强能称为“生意”的，无非就是置换些自家做的米粉干、菜籽油或者是番薯干。那时候因为生活条件的窘迫，免不了常常感叹自己命苦。当时有个借住在家里的邻居，他那时候是柳市公社的供销员，跑些螺丝钉之类的配件业务。闲谈里，他提议我不如跟他出去走走。也是凑巧，之前正碰到一个算命先生跟我说，贵人就快来了。于是，我背着包就跟他一起到了上海。

　　1973年的上海，是全国各地供销员的“大本营”，旅馆的大通铺里天南地北的人都住在一起。听他们聊天也留意到这些工厂里需要的很多产品，柳市当地就有在做，价格也更便宜。于是，我记下了很多人工厂的地址，回柳市拿了些样品后就自己找过去开始谈订单，第一站是河南汲县（已于1988年10月改为卫辉市）。

　　这以后大概算是真正的“创业”。我拿着地图，坐火车先去标红星的省会城市，然后就顺着火车站和铁路线，在沿途找工厂谈合作，一个地方找完再坐车去下一个城市，这样就攒了一批客户。当时一年还有两次全国机电产品订货会，我们就背着自己做的产品目录去找客户。那时候，像按钮开关价格是2元钱一个，还必须全国统一。因为对产品质量足够有信心，我们就包运费、包装费，而且可以货到验收没问题再付款，因此销路很好，供不应求。

　　当时就已经体会到，不管哪一行，做好产品本身的质量是第一位。而因为订单签得多，除了我自己办的门市部以外，工艺社和电器厂也会把产品目录给我一起带出去推销，这也给后来的入狱埋下了隐患。

　　为了“赶时髦”，1979年李楚（长子）出生时，我学着七里港的法式建筑给自己还有两个弟弟，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因为就在104国道边上，所以恰好是进上金垟村的“门面房”。1981年还在上海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这些也不巧正好成了之后最显眼的“罪证”。

　　当时，我们这些生意做得好的个体户，风头也很盛，也就是现在说的“八大王”（那时他在低压电器经销领域叱咤风云，走到哪里都带着合同，被誉为温州“八大王”之一的“合同大王”。——编者注）。赚得多当时查得也很严，所幸我们一直都是合法经营，加上县里一直“保”着，只要求调查谈话时要出席，而去外地时需要打报告。这样的状态维持了一年左右，那时候也没觉得怕，更从来没想过要“逃”，生意也是照做。

　　1986年的代订经济合同委托证明书

　　被逮捕的原因现在想来有些好笑，说是当时省“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的车从国道经过，看见我家新盖的四层楼，就下了结论：“如果不是投机倒把，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1982年冬天，我就这样以“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

　　第二次创业

　　有人指点我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于是我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

　　被浙商博物馆收藏的印章等。

　　那时候，最让我和家里人惊恐的是，听说通过投机倒把赚到1万以上就会被枪毙。而且当时除了我自己一个门市以外，有三家委托我代销的账目也算到了我的名下，甚至连我弟弟也被认为是我们擅自雇用的人员。战战兢兢在里面待了半年，直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四家“公司”清算下来不合规的金额只有9500多元，当时想命算是保住了。1983年元旦，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这些合法做生意的人“平了反”，那年夏天，我交了4000元的罚款，然后得以出狱回家。

　　为什么正常的合法经营也会被抓？当时我百般思索，最后觉得可能因为乐清小，人怕出名猪怕壮，去了大城市就没问题。所以，之后我很快收拾东西就去了上海，在电子一条街的虬江路上租了个门店，挂靠在柳市供销公司重新开始做生意。

　　当时，国家规定商业产品允许顺价加价14%销售，我也恪守这个加价率继续做电器电缆生意。除了虬江路上的门店，我还在和平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这时候是真的开始大家说的温州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生活，小客户就在门店谈，大客户则去饭店谈。

　　计划经济时代，紧俏品都是供不应求，生意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又在陕西路上承包了当时挂靠在上海警备区后勤部的一个门店，包括弟弟、堂弟甚至娘舅都到上海来帮忙。那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开订货会，把全国各地的客商聚到上海，在和平饭店办订货派对，这是老外都觉得“这些中国人够新潮”的事情。

　　在上海前后算是风平浪静住了7年，其间也陆续把家人从乐清接到了上海，但孩子当时只能寄宿在老师家，偶尔周末接回来一家人吃顿饭，跟着我们在饭店打个地铺，星期一再回去上学。

　　就这样到了80年代末，又遇上了中央经济秩序整顿。尽管生意一直做得本分，但之前入狱的经历已经注定我们面对历史重演的可能，已经不像1981年“取保候审”时那么不知道害怕。那时候咨询不少人，这样挂靠经营到底合不合法，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有人指点我最好是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句话提醒了我。为了方便“逃”，那时候花了100来万元，和两个弟弟办好了去泰国的手续。

　　事实上，也的确很巧，那一次又因为“房子”惹来了麻烦，我在和平饭店租的办公室也被调查组认为：“如果不搞资本主义，哪里来的钱住这样的房子！”被没收了护照，接着又调查了一段时间。最后，结论便是所有我在饭店的开销都必须自掏腰包，不得报销。即使我只是租来作为办公场所，也被认为是住房，补交完这笔钱后，案件就算结束，但再一次经历险些入狱的经历，的确让人心有余悸。

　　这之后，我和家人为了“逃”出去，成为乐清第一批出国的人，先去了泰国，后来孩子的妈妈考虑更好的环境，选择了去加拿大定居。其间生意基本上“停摆”，捎带着经营，主要是为了清理库存。

　　第三次创业

　　我把决定权交给李楚，他一个人留在美国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

　　如果不是温州人天生闲不住，也许就会一直留在加拿大过安逸的日子。

　　因为之前生意顺利，当时家里已经有几百万元的积蓄，用现在的话说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即使什么都不做，一家人过日子也完全不成问题。

　　那时候国内形势不明，在国外语言不通，也没有了做生意的念头，1991年到1996年之间，算是“半退休”的生活。只是自己时常会觉得，不到40岁就退休，总是太早了点，毕竟从小我接收到父母的观念，是“人活着，就该去劳动”。

　　1996年，李楚初中毕业跟着他妈妈去了加拿大。那一年，国内楼市开始触底反弹，我到杭州开始打算投资房地产，也就是后来庆春路上的嘉德广场。在山东也运作了一个住宅项目。尽管房地产收益可观，但在心里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实业兴邦，是我们这代人的一种执念。

　　除了房地产开发以外，那时候听说国内外有什么不错的项目，有兴趣的就会去做些投资，也被一些所谓的高科技项目忽悠过。

　　到2005年，挺凑巧的，“邻居”又一次成了我创业路上的贵人。这次则是加拿大的邻居告诉我关于“人工耳蜗”的消息——手握8项电子耳蜗专利的曾凡钢教授、美国HOUSE耳科研究院听力神经学中心主任傅前杰教授等一批旅美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寻觅来自中国的投资者。他们找过台湾、香港和内地的一些企业家，但因为这项目投资高、风险大、回报慢而遭受冷遇。

　　我虽然念书不多，但我想美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做，更何况能够把一项中国还没有的技术引进来，应该是件好事。我把考察项目和是否介入的决定权交给了李楚，他一个人留在美国，和专家们一起泡在实验室。后来我们知道，当时掌握人工耳蜗技术的在美研究人员有30%是华人，但是，却没有华人做企业，2006年我们两父子拍板决定做人工耳蜗，在美国正式成立了诺尔康。

　　最初提出的目标，用3年时间3000万元，产品就可以做上市，但显然这个目标缺乏产业化和商业经验。2008年下半年，才做出了样机，但在芯片集成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到2009年初，这个项目已经花了1.5个亿，接近我心里设定的止损点，当时我也有了放弃的打算。

　　年轻时候我们创业，背后什么都没有，而到李楚这代人，已经有着足够多试错的资本，因此决定权我仍然交给他。也因为他的坚持，经过近200例临床试验，2011年8月19日，我们拿到了国家药监局的人工耳蜗器械证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诺尔康真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有了现在的许多佳话。

　　2009年12月23日，诺尔康首次为耳聋患者植入自主研发的产品。从2009年植入第一例人工耳蜗至今，已成功帮助全球8000多名听障人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1955年出生的我，现在已经60多岁。我这辈子的梦想是要做成三件事，让听不见的人听得见，让看不到的人看得见，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这也是我们父子共同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