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行政服务中心正在受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余若望 摄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指出，必须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在“撬”字上狠下功夫，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放大“最多跑一次”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

　　“最多跑一次”改革是浙江省撬动政府职能转变、加速经济社会各领域体制机制优化的“牛鼻子”，业已产生全国影响，成为新时代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张“金字招牌”。

　　2018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调研报告》并予以肯定。2018年3月，“最多跑一次”被正式写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过，改革虽已破题，远未结束。

　　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指出，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成果、更好发挥这项改革的撬动效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红利，是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努力方向。省长袁家军在向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增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体制机制新优势”。如何更好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效应，是新的一年全省干部“高举改革大旗、扛起改革担当”的重要使命。

　　推动“最多跑一次” 改革升级到2.0版

　　“最多跑一次”改革在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以往“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思路；在技术上创新“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超越了以往传统组织管理的改革进路。

　　过去一年，“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也显现出诸多痛点、难点和堵点，突出表现为行政效率提升的潜力尚未被完全激发，企业、群众的获得感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如何将“最多跑一次”改革升级到2.0版？省委书记车俊指出，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丰富内涵、拓展外延、提升质量，并且以标准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发挥长效作用。省委书记车俊强调，“最多跑一次”底线是“一”、要害在“减”。要减事项，能整合归并的整合归并、能联动办理的联动办理，让不需要跑腿的事项全部不用跑。要减次数，能少则少，变“跑多次”为“跑一次”、变“跑一次”为“不跑腿”，变“现场办”为“网上办”、变“网上办”为“移动办”，在“干部跑、代办跑”代替“群众跑”的基础上，加快减少“干部跑、代办跑”的次数。

　　由此，“最多跑一次”改革2.0版的总体思路在于，加强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集中力量构建统一协调、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体系，探索政务服务“零上门”机制，撬动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使全省政务服务体系从“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并行，最终实现“网上办事”的线上服务为主、“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为辅的政务服务供给格局。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需要以政务服务网系统和政务数据库为基础，重构政务服务平台，连接整合浙江政务服务网、行政服务大厅、各种自助移动终端等多种选项，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主要包含三种办事模式，即实现常规政务服务事项“移动办事零上门”，数据缺失类政务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未标准化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理”。与此同时，实现老百姓政务服务咨询投诉“全网通”，通过整合全省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整合政务服务网和“12345”政务咨询热线，建立全省统一的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后台系统，由各地级市、县具体负责接收、分配、督办、回访。

　　相应地，在体制机制方面，需要推动跨系统、跨地区和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对接，通过构建全省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各部门、各地区和各层级政府之间充分的数据共享；建立用户需求导向的数据更新机制，在老百姓、企业办理缺乏数据信息的政务服务事项时，由窗口工作人员在审核材料、办结事项后，将相关信息录入数据库；确立反馈型的行政服务办事流程再造启动机制，各级政府可以以老百姓、企业的实际办事需求为出发点，建立专门用于收集用户反馈的在线平台、行政服务中心反馈窗口，从而精准识别老百姓、企业等办事主体的实际需求，增加新的“网上办事项”，并调整各个事项的办事服务供给数量和供给方式；培养参与式的政务服务网络与APP用户习惯，通过引入专业化的运行、维护和优化团队，采取客户端测试版搜集用户反馈，或引入第三方软件测试与评估，及时提出测试和修改建议；建立政务投诉平台与政府绩效评价、地方人大立法的联动机制，各级政府可将政务投诉数量，特别是无理由却未能限时办结的投诉数量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参考依据，而对于投诉中反映出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体制机制乃至法律瓶颈问题，可以通过汇集、分析政务投诉量大的问题展开专门分析，与地方人大建立联动机制，用好地方立法权推进治理现代化，而对地方不能处理但又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及时上报中央，推动国家层面的立法改革。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杠杆和支点，撬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省委书记车俊在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上指出，必须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同时，在“撬”字上狠下功夫，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不断放大“最多跑一次”改革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牵引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原有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全面确立。而且，经济增长中的制度运行成本，诸如税收、法定社会保障缴付、土地出让金等不断上升。这既构成“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指明了这项改革的目标，不只在于行政效率，而是要增创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的体制机制新优势。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任务。如何发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撬动作用？核心在于以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来建设最佳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服务来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完善产权制度方面，不断巩固和发挥我省国有经济优、民营经济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优势，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平等对待不同产权主体，在执法、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加强对市场主体之间产权纠纷的公平裁决，破除部分民营企业家心中存在的疑虑，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技术、土地、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不畅。伴随着劳动、资本等要素红利逐步消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投入来驱动的格局难以为继，必须实现从供给要素数量驱动到供给要素质量驱动的转变。深化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提高要素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省已经在工业领域推出了“亩均论英雄”改革，在项目领域推出了“标准地”改革，在生态建设领域推行了主要污染物排放财政收费、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等制度。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充分利用政府的制度供给，降低体制成本。比如在土地市场改革中，加快实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农民宅基地在更大范围内流转、抵押、担保等，甚至着手解决由来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形成浙江经验。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社会体制改革，关键在于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改革获得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方面，我们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来谋划改革，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的真实需求相匹配，并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和辨识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进而积极、高效、精准地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过去，我们较多地从人均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冰冷的数据来表征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而相对忽视了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主观感受。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一厢情愿”色彩，将“政府责任”简化为“家长主义”，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真实、迫切的公共服务需求产生较大偏差，从而政府尽管增加了公共服务的财力、人力投入，却未明显带来或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种情形必须通过改革予以改变。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要努力构建社会政策体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又要改善现有经济结构，大力建设民生经济；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还要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形成公民、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合力。在共建中共治共享，在共治共享中共建，是我们既把社会治理理解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目标，又把它与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最重要依据。而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发端于桐乡市并在全省燎原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堪称“枫桥经验”的当代升级版，它无论在内涵外延还是治理绩效方面，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给是保障，需要开展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制度建设。

　　浙江是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更要成为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忠实践行地。因此，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仅要为浙江改革闯关，也要为全国改革探路。这一探路，既是指需要及时总结浙江改革的宝贵经验，使其在不同地区推广、扩散；也是指向高层级政府及时反馈那些制约改革的体制机制约束以及不再符合实践要求的法律法规。突破这些体制机制，不仅是为了更好推进浙江改革，更好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在全国层面巩固改革成果，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郁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