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鹏）刚结束不久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论坛上，女法官杜前的演讲吸引了现场听众的目光：场内蓝黑色调为主的背景下，她的红色正装让人眼前一亮，正如她任院长的中国司法界新“网红”——杭州互联网法院。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腾飞，民主法治建设同样加速推进。在法治浙江的建设进程中，群众的观念从最初“遇事找人”转变为崇法用法，一项项司法领域的改革，让法治环境越来越好，百姓的司法获得感也更加充分。

　　2017年8月18日，无疑是载入人民司法事业改革发展史的日子：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身为这场改革的参与者，杜前和记者分享了亲历改革的3个“第一次”。

　　/ 诞生 /

　　第一家互联网法院

　　法院、法官……今天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可改革开放之初，这些名词却萦绕着一丝神秘和距离感。在杜前的印象里，那时大家有了纠纷矛盾，主要依靠邻里和居委会乃至派出所来调解，闹到法院打官司的不多。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加快，法治在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1995年，杜前进入杭州中院工作。每一次身穿法袍敲响法槌，都让她感到肩头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大量涉网纠纷涌入浙江司法领域。仅以电子商务纠纷为例，2013年，起诉到杭州法院的案件量为600余件，2016年就猛增至1万多件。杜前及其同事也明显感觉到，传统的审判方式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像涉网著作权纠纷，光是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文本，就能装满一个大拉杆箱……”回忆此景，杜前眉头有些紧皱，她说，尤其是涉网纠纷不仅案值金额普遍较小，而且涉案双方往往不在一个城市，甚至相隔万里。考量到传统审判要花费的诉讼成本，不少当事人放弃了诉讼的权利。

　　一方面是司法工作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要求，一方面是坚持司法为民、司法改革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一场司法“触网”改革开启。

　　2015年，全国第一批网上法庭诞生在浙江。当时，省高院确定由杜前任院长的滨江法院等4家法院作为电子商务网上法庭首批试点，这也为后来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是专门法院，在管辖权方面有天然优势……”2016年6月26日，省高院主要领导来到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调研时，调任该院院长刚满一年的杜前提出建议，可以依托该院进行互联网法院的试点。

　　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试点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2017年8月18日，杭州市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杜前，讲述起互联网法院从酝酿到落地的过程，甚是感慨，“短短50天，可见司法改革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全新姿态。”

　　/ 亲历 /

　　挂牌后庭审“第一案”

　　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后庭审的第一案——《后宫甄嬛传》作者诉网易著作权侵权案，同样引人关注。

　　那日，双方当事人分别在杭州和北京通过远程视频参加开庭，笔录由语音输入系统即时完成，经当事人确认后生效，庭审仅用了20分钟左右便顺利结束。

　　庭审方式从“面对面”变成“键对键”，当时，杜前感慨，互联网司法新机制新模式已经开启，老百姓打官司真的可以“一次都不用跑”。

　　这不禁让她回忆起自己刚当法官那会，当事人经常抱怨“惹上官司，不得安生”。传统审判方式，打官司需要多次跑法院，有的还要到外地起诉、应诉，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有的人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不满意，原因在于打官司要背负沉重的诉累。

　　改革，就是要不断满足群众对司法的需求。此前，法院立案已经历“电话立案”“上门立案”“网上立案”的探索，可审理方式还需改革。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王江桥记得，去年的一起案件中，被告是一位刚生孩子不久的妇女，而且远在四川。按照传统审判方式，“先不说在送达等方面耗费的时间、精力和差旅费，光是被告身体状况，就没办法开庭。可现在，通过全流程在线审理模式，一切都迎刃而解。”

　　为了让“打官司要像网购一样方便”，杜前和她的团队真正“把庄严的法庭从现实空间搬到网上”。一年多来，法院平均为当事人每人每案节省开支近800元、节约在途时间约16.8小时。

　　相对于过去的传统方式，法院开庭平均用时和审理期限分别节约65%和25%。“这样的效率是以前法官们难以想象的。”杜前说。

　　如今，这些尝试为依法及时高效化解涉网纠纷、促进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维护网络安全、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特别是改革创新的司法跨境协同机制，充分展示我国互联网司法保护的良好形象，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

　　/ 探路 /

　　第一例“区块链”审判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在杜前看来，为涉互联网案件诉讼创制立规，才是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的意义之所在。

　　她依然记得第一次审理涉网纠纷的感受：“电子证据就是个大难题。不仅要从电脑上复制获得，还要确认真实与合法性，传统手段非常低效。”

　　如今，难题已被破解。今年6月，法院接到一起著作权纠纷，赔额才4000元，受理费更少，被告18元，原告7元。然而关注此案的人层次却非常高：法学专家、政府官员、投资圈。原来，与以往不同的是，原告证据并非传统的侵权网页公证书，而是区块链证据。

　　“区块链电子存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她记得，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有人说，区块链本身技术都还不是太成熟，出错了怎么办，不妨等成熟以后再认定。

　　可杜前提出，改革不能被动等待，不能因为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属于新型复杂技术手段就排斥。经过各界人士的反复论证，区块链电子存证法律效力首次被确认。今年9月，全球首个司法区块链在杭州上线，从源头解决电子证据存取证难题。

　　这一年，杜前见证了太多的“首例”：通过审结全国首例大数据权属案，明确数据资源确权、开放等规范……杭州互联网法院基本形成了涉网案件审判的程序规则和操作指引体系，也为探索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推进网络强国建设贡献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吸收杭州互联网法院试点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同时，借鉴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探索经验，北京和广州也设立了互联网法院，浙江这项司法改革走向全国。

　　杜前认为，杭州互联网法院从诞生到顺利运行，再到不断改革创新，得益于浙江全省上下的改革精神，得益于我们所处新时代的伟大赋能。

　　在改革开放40年法治进步的长河里，杭州互联网法院也许只是一朵浪花。改革从来没有完成时，杜前说：“时代的发展对司法制度改革不断提出新的‘考题’，我们的互联网法院改革，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