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30日讯 宋代邓椿论画有言“画者，文之极也。”可谓中国文人画的点睛之句，这一句话对别的人不好说，但用到汪曾祺身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或者可以说，汪老头儿晚年文外余事的那些画作恰恰不经意间回归了文人画的正脉。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满纸文气，与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青藤、白阳、石涛、金冬心、李复堂、齐白石，都是声气相通的。

　　从审视中国文人画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他的那些画作，可能比当下很多以文人画自诩的所谓专业画家重要得多。

　　常忆少时书画往事

　　曾后悔没考艺专

　　老头儿当年曾后悔没考艺专，甚至40岁时还念叨着回到美院读书。我看着老照片里年轻时叨着烟斗故作文艺腔的小汪，一方面感觉他当然会拒绝僵化的素描教育，但又疑心真正投入美术专业的他会一头扎向西班牙毕加索、达利那样的风格——就像他年少时所写的《复仇》那样先锋的文本。

　　追溯汪曾祺的书画渊源，必得追溯他的家庭与家乡高邮的风土与文化背景。

　　高邮地属扬州，喜爱文物、书画、美食与扬州一脉相通，汪家祖先来自徽州（到他祖父是第七代），扬州八怪与新安画派于他的影响其实是潜移默化的。

　　在汪曾祺《我的祖父祖母》中所记，有着庞大家产的其祖父汪铭甫在高邮虽以俭省出名，但却舍得花钱买古董字画。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则是一位充满生趣与诗意的人，以至于让皤（pó）然（注：白貌，多指须发）一老时的汪老头儿，仍常常梦见他——他会摆弄各式乐器，画画刻印，自得其乐。

　　儿时的汪曾祺喜欢在父亲作画时，在旁边看，给他抻抻纸：“我见过父亲画工笔菊花，原来花头的颜色不是一次敷染，要‘加’几道。扬州有菊花名种‘晓色’，父亲说这种颜色最不好画。‘晓色’，很空灵，不好捉摸。他画成了，我一看，是晓色！他后来改了画写意，用笔略似吴昌硕。”

　　初一暑假，他父亲要求他临习《张猛龙碑》，“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间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

　　儿时的他还喜欢看街巷之间的画匠店现场作画，那些年少时关于书画的往事深刻地印在汪曾祺的记忆最深处，以至于无论他的小说或散文，言及书画，触目可及。

　　他曾自述：“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荷，裱出后挂在成绩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就读的高中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

　　就像汪曾祺说到影响他的作家时所用的比喻：“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影响，是仍然存在的。”

　　画完一个吃掉一个

　　画出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书画的影响于他，其实是深入骨髓的。

　　40岁左右时，汪曾祺曾有一段专门画画的日子。那是1960年8月下旬，在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他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对于《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后来多次回忆，“每天一早蹚着露水，掐两丛马铃薯的花，两把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它一笔一笔地画。上午画花，下午画叶子——花到下午就蔫了。到马铃薯陆续成熟时，就画薯块，画完了，就把薯块放到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回京后，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他能画。

　　“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渐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悬之室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

　　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汪老头儿那样的人生，就没有那些文章，也就没有那些画，而没有儿时他读过的那些书画与收藏，也就没有老头儿的那些文字——

　　那些画与那些文字，其实都是天成的，也是相通的，是他的生命印迹，也是他的一个说不清的梦境，一直在童年的汪曾祺心里生长，老了，或溢而为文，或溢而为画，如此而已。

　　老汪自己说过喜爱徐青藤、陈白阳等人的画，有逸气，无常法，所谓画如同小说散文一般，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他的画大多如白石老人所说的“即兴一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书画对他来说，如同写字一般，原只是自娱遣兴，并非如一般所谓的艺术家求名得利，如他所言：“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我的画，也只是白云一片而已。”

　　小说、散文都是他的画

　　是童心所系也是人生所寄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心态，无论文字，还是书画，其实正切中了中国文人画的正脉，也就具有一般所谓专业画家所难以企及的人文境界。

　　比如《昆明的雨》，“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我想念昆明的雨。”画中虽未画雨，然而一种雨意却处处可见。

　　他在《自得其乐》一文中写道﹕“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又说：“我的画画，更是遣兴而已……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两笔。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

　　也有一些画无题，一幅有一只蜻蜓和蜘蛛网，题记云：“中午，煮面条等开水作此。”这样的题记，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坦白得真是可爱——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让人会心一笑。

　　汪曾祺的画当然也有不少毛病，线条、色彩、墨韵，问题都有不少——然而这有什么问题呢？他毕竟没有经过中国画的专业训练，然而，他画中的气息气派却是最纯正的文人之画。汪曾祺是一位真正的文人，本质上也是一位画家，只不过，阴差阳错，致力处多在文字，而绘画于他只是遣兴而已。

　　未画时的汪曾祺其实是以文字营造画境，而到了晚年，终于从笔底流淌出那些画境——老头儿所有的小说与散文，本身就是画，而背后，则是他所言的“人间送小温”。

　　老人如同他的文本，如同他的画作，在平淡素净的背后，有愤怒，有牢骚，然后更多的却是一种“生之喜悦”与弥漫着温馨的悲悯情怀。

　　老头儿所写的绝非闲适，闲适与平淡只是其文字与书画的表面，而在深层次的意义上，汪曾祺是一个有着无限博大宇宙意识的人，那种对于生命发自内心的喜悦，以及对于世间挣扎着的生灵的悲悯，一笔一画，无不可以让人触及这个平和老头儿跳动着的温热的心。

　　如其《七十书怀》所言：“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文，或者画，于他而言，是他的童心所系，也是人生的所寄与安心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