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浙江,除了如诗如画的江南风光,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印象是,浙江人特别会做生意。这是有依据的。
据统计,目前浙江市场主体超过900万户。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浙商深耕国内市场乃至全球各地。可以说,浙商是目前中国最活跃的商人群体之一。
但对大部分民营企业家来说,过去三年并不好过。国内外疫情形势延宕反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艰难的处境下,浙江民营企业却能迎难而上。去年9月,全国工商联发布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论上榜数量和总营收,浙江都是“双料冠军”。
今年省两会上,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以及“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新时代浙商精神”。
“创业创新闯天下,合心合力强浙江”。我们不禁思考,浙商的信心从何而来?中流击水的安全感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一
电视剧《县委大院》中有个情节,老崔准备在光明县开家火锅店,结果一个营业执照变更手续,老崔一跑再跑,材料一交再交。最后,火锅店迟迟没法开业而被迫转让。
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的关心和支持到底有多少?这是影响安全感的重要因素。
广大浙商长期耕耘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浙江民营经济的雄厚基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浙江各级政府,努力为浙商在广阔世界实现梦想提供了满满的安全感。
回想世纪之初,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统一,浙商群体承受着质疑和压力:民营经济的发展,会不会蚕食社会主义公平?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当时在浙江工作的习近平同志却不这么看。他在多个场合高度肯定浙江民营企业和浙商群体:“浙江最大的优势是民营经济先发优势。”“我们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很不容易,党和政府一定不能瞧不起他们,要亲近他们,给他们支持。”
这样引领时代的观点与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不谋而合。有学者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最成功的地区不一定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或者发展基础、区位条件最有利的地区,而是政府与市场结合最完美、匹配最成功的地区。
此后各个阶段,浙江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群体始终是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努力为浙商创新创业营造最优环境。
比如,几天前,浙江省商务部门率浙江省赴香港投资促进团奔赴香港,开启招商推介、商务洽谈,由此掀开“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年“走出去”招商的大幕;一个多月前,也是该部门带队、包机,推动“千团万企拓市场抢订单”,在全国燃起一把“拼经济”的火。
浙江,“既关心浙商飞得高不高,更关心浙商飞得累不累”。比如,针对民营企业发展遇到的暂时性困难,为了提升纾困政策实效和获得感,去年一年浙江就为市场主体减负4000亿元。
让“无形之手”充分施展,让“有形之手”更加有效,浙江也成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亲和的典范。
二
从企业经营者角度来看,不敢投资生产、缺乏安全感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确定性:新官会不会不理旧账?说好的政策会不会变?
加强法治保障,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安全感。在这次省两会上,审议《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草案)》成为一项重要议程。
事实上,浙江连续多年通过立法支持保障民营经济,这成为浙商信心很重要的来源。早在2006年,浙江就出台了《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在法律层面,为打开民营企业发展空间。随后,在2020年,浙江出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那以后,《浙江电子商务条例》等10余部与民营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又相继出台,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逐渐形成。
在政策层面,浙江政府全力争取政策、创新政策、用好政策,努力让那些群众有感、企业受益的好政策继续实施下去,这是浙商群体敢于应对冲击、面对不确定性的确定性。正如去年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那样,“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比如,去年,浙江省政府制定了“5+4”稳进提质政策体系,并因势迭代、动态调整。五轮政策实施下来,企业获得感足足的。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精准高效实施‘8+4’经济政策体系,推动经济稳进提质”作为2023年重点抓好12方面工作之首。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著名观点。在他看来,欧洲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金融制度、现代公司制度等才是欧洲兴起的真正原因。而制度的好处在于界定并限制选择,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有恒产者有恒心。从一系列法规和连贯的政策体系中,不难看出浙江政府对于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也不难看到浙江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可信的承诺。从制度意义出发,政府为企业爬坡过坎铺路,为浙商提振信心架桥,足以让大家吃下安心发展的定心丸。
三
政府的“扶持之手”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安全感也来自于浙商群体长期以来自身所积累的发展经验、自我认同。浙商的安全感,也是自己给的。
《习近平在浙江》一书记载,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把浙江民营经济经历的“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纳入浙江人文优势的内容,提出“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浙江广大人民群众为发展生产力、过上好日子所涌流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是财富来源,也是底气来源。
回顾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浙商群体不会等到万事俱备才动身,只有即刻启程。滚石上山,再难也要“活下来,并要活得好”,是几十年来浙商生存发展的真实写照。
1979年,18岁的温州人章华妹为了生计偷偷摸摸地在自家门口摆小摊卖纽扣还担心被抓的时候,不会想到在第二年她就会拿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1982年,第一个敢同县委书记吵架要求开放城乡市场的义乌人冯爱倩,也不会想到她脚下的这块土地未来将成为“天下第一大市场”。
1997年,吉利创始人李书福开始造汽车时,更不会想到有一天他的汽车能跑遍全球。
面对特定时期社会物质财富匮乏、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较低、计划经济烙印影响深厚的经济背景和“一缺技术、二缺资金、三缺人才”的客观条件,那一代浙商凭着自己的努力拼搏,挟着一股开拓进取、敢于担当的精气神创出了一片广阔天地。
接上交接棒,在传承父辈事业的同时,新一代浙商逐渐崭露头角。他们抓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迅猛增长的风口,一点点为浙企拓展空间、闯出新路。
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全球疫情等加速产业链转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浙商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道向前,征途如何?这又成为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
但正如“足球诗人”贺炜的金句所说:“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请相信,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浙商兴则浙江兴,浙江好则浙商好。
2023年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恢复之年。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新课题,浙江和浙商,更要直面困难、放眼未来,把安全感做足,把信心提起来,把油门踩下去,在机遇与挑战中书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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